上周日下午，我去北京朝阳公园踏青，回家时去了一家超市购物，超市里的氛围，让人深深体味到了目下大家对通胀的焦虑程度。“电视上说日用品要涨价了，我得多买点”，结账时，站我后边的一位中年大姐，快步又去扛了一堆洗衣粉、沐浴露和香皂。
再看看周围，类似情景实在太多。很多居家主妇，都在感叹每月支出的急速攀升，“海囤族”朋友越来越多。
无疑，本次的联合利华、宝洁等日化用品，在4月初的集体涨价，固然可能是他们利用市场垄断地位在操纵价格，搭乘消费品普遍涨价的便车。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上游原材料石化产品、植物油、无机化工产品等涨价，传导给了日化用品成本。生产成本的持续上扬，自然压缩了下游生产企业的成本，涨价在所难免。而造成上游原材料成本持续居高不下的根源，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以石油和粮食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的居高不下。
中国物价似正进入新一轮上涨阶段，不少人估计CPI有可能进入5%以上。
目前，中国经济的整体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每年需要大量进口商品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经济需求。以石油为例，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累计进口2.39亿吨，较2009年同期增长17.5%。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预测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石油需求量将为4.5亿吨至6.1亿吨，届时国内石油产量估计为1.8亿吨，进口量将为2.7亿吨至4.3亿吨，进口依存度将处于60%至70%之间。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国际原油价格暴涨对中国经济的制约可想而知。而像铁矿石、有色金属和农产品等中国经济极其稀缺的各种资源，定价权也完全掌控在欧美市场。
尤其是2001年入世之后，只要国际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国内CPI通胀就不得不随之攀升。全球金融市场的价格变化，短时间内迅速传递到国内，输入性通胀压力成为物价高涨的重要推动力。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通胀传导的速度正在加快。比如这两年时常会发生这样的场景：远在伦敦的铜期货价格刚刚蹿升至每吨9000美元，国内的家电企业数日内就提高了新产品的出厂价格，其行动之迅速令人折服。一些厂家甚至改动一下原有产品型号，就以新产品的方式
“暗涨”出厂价。与日化企业类似，众多的企业之所以如此迫切涨价，虽然不排除价格垄断的可能，但从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由于全球商品市场长时间内维持着大牛市，由成本推动的经营压力着实空前。
三个星期以来，由于日本发生了史上最强地震和海啸，使得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变得更不明朗，国际大宗商品不断下跌，原油和铜价都没能在每桶110美元和每吨1万元的位置长时间高位上扬，在一定程度上似乎稍稍缓解了中国的输入通胀压力。但是从过往经验证明，自然灾害所导致的市场动荡都是短期的，只要日本形势稍一稳定，加上灾后重建因素，以及此次日本启动的量化宽松政策，都使得商品市场随时会启动新一轮更激扬的飙升行情。
而从未来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段来看，地缘政治动荡不定、美元长期贬值趋势难改和资源为王时代完全到来，三大因素将足以支撑商品市场牛市。输入性通胀压力仍将难以减小。当然，笔者本曾在本栏论述过，目前的商品价格泡沫迹象已十分突出，有可能会发生全球货币政策收紧，引发新危机而使得这一轮纸面繁荣快速终结。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但纵使发生，在人类经济哲学尚未发生根本革命之前，到时候发达国家恐怕依然会使出“泡沫救泡沫”的惯用伎俩。故而，通胀才是未来更长时间内主要的议题。
不消说，这是在过去长达二十年的通缩时代里，政府、企业和家庭通过积极负债来刺激经济的历史性必然。当“吗啡”过量之后，后遗症也就成为更难根治的痼疾。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都遭受长时间的流动性泛滥，货币超发成为几乎所有国家的常态。通胀遂开始席卷全球，加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需求迸发，欧美日量化宽松不断，于是商品价格和通胀预期形成恶性循环，将两者均推升到离谱的程度。
为治理本轮全球性物价高涨下的通胀，中国的当务之急，当然是竭尽全力避免输入型通胀压力和国内长期积累的通胀因素交错叠加。若不能阻止这种情况，CPI急升就不可避免。
归根到底，中国经济只有加快结构调整，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使用效率，着力增加有效供给和抑制不合理需求，才能抵抗输入型通胀。这意味着要大力发展进口替代型产业，诸如替代型能源、机械产品等，降低对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进口依赖，这意味着要让国内有关企业形成合力，绝不能让国际寡头势力对国内企业分而治之的战略继续，最大限度发挥“中国需求”在定价过程中的话语权，这也意味着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