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规划对原来发布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按照新规划，到2015年核电装机规模将达到3900万千瓦；到2020年的核电装机规划将提高到8600万千瓦，占届时总装机的5%左右，在建规模在4000万千瓦。业内一位高层激动地表示，新政策对核电的明确支持，哪止是“核电的春天”，简直已进入盛夏了！
　　日本3·11大地震后，国家对核电发展持更慎重的态度，但这似乎并不能羁绊住中国核电建设的脚步。已有多位专家和官员在不同场合表示，我国发展核电的整体战略不会因此发生大的改变，暂停审批核电项目的时间也不会太久。
　　尽管我国核电发展方向是更安全的三代技术，能够大大降低事故发生的隐患，然而安全性并不是衡量核电站建设的唯一标准，发展核电还有经济效益问题，核电站的建设和运行成本就是一个大问题。这不只是指的账面成本，还包括核电站运行中所发生的真实成本，即巨大的风险或然成本。
　　首先，以日本为例，双堆核电站通常的成本约为40亿美元，福岛核电站按照6堆大致推算为120亿美元。而日本东海地震导致的损失为3000亿美元，与福岛核电站相关的损失暂时按照500亿美元计算，包括污染的土地、农产品、水源以及赔偿的处理等等。这500亿美元的成本加上建设成本就是620亿美元了，相当于人民币4340亿元，超过一个三峡工程了，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所以，虽然我们需要电能，但也应该看到核电站确实不便宜。
　　其次，中国是铀资源匮乏的国家。近年来，国际铀价大幅攀升，上世纪90年代天然铀价格每磅不足10美元，但2003年以来快速攀升，2007年一度超过了130美元关口。之后虽然又回落到100美元以下，但截至今年3月10日，国际市场上铀价仍然为74美元。这样的价格上涨幅度远远超过原油的价格上涨幅度，因为高峰原油价格仅相当于低峰时的5倍左右，而铀矿资源则达到13倍。随着中国大量建设核电站，未来对铀矿资源的需求将会大增，这将是一笔相当大的开销。
　　第三是核废料的处理成本高昂。相关数据显示，每百万千瓦核电站每年可产生约550立方米的低放固体废物。以未来我国7000万千瓦核电装机计算，每年可产生约3.85万立方米的低放固体废物，就需要巨大的地下空间对这些核废料进行掩埋。核废料不是废弃的燃料棒那样简单，所有沾染放射性的东西，都是废料，甚至包括用过的工具都是核废料！公开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已建有两座中低放射核废料处置库，一座位于甘肃玉门，另一座竟然在广东大亚湾附近的北龙。根据中国核电发展规划，我国将在2015－2020年左右，确定永久性高放射核废料处置库的库址。随着地价上升，哪里能够放核废料是悬而未决的大问题。
　　此外，从过往情况看，中国的核废料运输也存在很大漏洞。中国已建成和在建的核电站大多位于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但核电站与西北地区的主要核废料处置库之间相隔数千公里，运输过程需耗时一周左右，沿途还要经过许多人口稠密的地区，因此核废料的运输安全问题不容半点闪失。这种核电站与核废料处理的布局特点，使得中国的核废料处理具有更大的风险。
　　核废料处理是一大笔开支，建设用作处理高放射性核废料的地下处置库，是一个耗资巨大的工程。以美国为例，已被中止的尤卡山核废料处置库工程起初总费用就预计大约962亿美元，瑞典为了建设核废料处置库也花费了200多亿人民币。有专家推测，中国未来高放射性核废料处置库将耗资数百亿人民币。而如果交由别的国家处置，如俄罗斯，将收取每公斤300多美元至800多美元不等的费用。
　　总之，核电站建设的前期准备必须进行系统分析，更不能关门搞分析，搞威权分析，压制不同意见。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种能源利用既要考虑安全性，也要考虑真实成本。尤其是必须经过科学客观的系统分析和论证，否则，摊子一旦铺开了，再想调整和收回就没那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