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其基本涵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这主要是因为，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从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看，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
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
1123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
比较分析成功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类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特征，对总结国际经验有重要意义。我们选取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马来西亚和阿根廷作为样本进行比较，可分析其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收入分配、社会发展、对外依赖等方面的差异性。
第一，经济增长稳定性差别很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增长往往出现较大的起伏，即便在短期内取得高增长，也难以持续。这一特征在拉美国家尤其突出。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例，在1963年至2008年的45年间，阿根廷有1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马来西亚有5年负增长，而韩国仅有2年负增长。在这45年中，阿根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4%，马来西亚为4.0%，而韩国为6.3%。1963年，阿根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42美元，已达到了当时的中高收入国家水平，而韩国当时仅为142美元，是典型的低收入国家。但到45年后的2008年，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到8236美元，仍为中高收入国家水平，马来西亚则由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而韩国则达到了
19115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第二，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存在明显差别。从
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韩国 2003年达到2.64%，高居世界第
7位，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0.69%和0.41%，世界排名均在40名以后。从研发人才来看，2006年，韩国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达到
4.8人，而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则分别只有0.42和1.1人，韩国分别是后者的11.4倍和4.4倍。从劳动力素质看，韩国2007年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为35%，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
20.3%和29.5%，韩国也有明显优势。
第三，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差异较大。从基尼系数上看，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基尼系数较高，两国在19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到1990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接近
0.50，2007年阿根廷达到0.51，而马来西亚始终保持在接近
0.5的水平上。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从最高10%收入阶层和最低10%收入阶层的收入比来看，阿根廷为40.9%，马来西亚为22.1%，均远高于韩国7.8%的水平。
第四，社会发展指标有明显差别。从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看，韩国从明显落后转为明显领先。如预期寿命，韩国1960年仅为54.2岁，与马来西亚基本相当，比阿根廷低11岁。到2008年，韩国提高到79.8岁，已明显高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75.3岁和
74.4岁。婴儿死亡率也有类似情况，韩国
1960年婴儿死亡率高达96‰，远高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59.9‰和66.1‰，到2008年，韩国已经下降到4.7‰，低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14.6‰和5.9‰的水平。在教育领域，2010年韩国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由上世纪70年代的5.6年上升到11.3年，明显领先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8.9和9.7年。
第五，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别。在外资方面，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高于韩国，表明外资在经济中占有更重要地位，特别是马来西亚1990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达到了5.3%。在外债方面，阿根廷
2002～2004年间的外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曾超过100%。总体而言，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要明显高于韩国。
为什么发展水平和条件十分相近的国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发展命运，关键是能否有效克服中等收入阶段的独特挑战。从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情况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例，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极易受到外部冲击。
第二，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要克服这一挑战，就需要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310328,基金吧)有直接关系。
第三，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如上世纪
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从拉美国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间出现了16年负增长，主要就集中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2002年国内金融危机期间。
第五，体制变革严重滞后。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从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特别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比如，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1986年制定《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颁布《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1993年）》，明确提出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使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同时，日本和韩国在由中等收入转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都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扩大，日本19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韩国1970年代推行“新社区运动”，缩小了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使初次分配更趋均衡，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