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各级政府推动经济工作的主线。这时尤须明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企业才能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体。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质上是对资源约束条件变化的反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阐释了农业从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的转化过程。最初，在土地充裕以及土地产权不确定的资源约束条件下，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显然是最为有利的选择。而当耕作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地力已经相应消耗的时候，资本（在这里也包括生产资料）逐渐成为土地耕作上的决定性因素。换言之，此时的资源约束条件发生了变化：土地稀缺了，而资本和技术相对充裕。这时，就出现了资本和技术对土地的替代。也就是说，为了破解土地资源稀缺的瓶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了，由粗放经营转向了集约经营。又如，18世纪以前，东亚和西欧的经济发展模式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西欧改变了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模式，走上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道路，而东亚却一直延续着劳动密集型发展呢？相关历史研究表明，矿物燃料和新大陆的发现使得西欧的燃料和土地并不稀缺，稀缺的是劳动力。这样的资源约束条件使得西欧不得不强调技术创新，特别是强调节约劳动的创新。而充裕的劳动力使得东亚几乎不需要考虑劳动的节约，因而一直延续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模式。就此，有历史学家指出，欧洲人并不一定更有创造力，但高工资成本使他们走上了一条真正变革的道路。再如，上世纪80年代，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传统产业在遇到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劳动力成本提高的挑战时，一方面提高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技术含量，以节约劳动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另一方面抓住机会，把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大陆。这些案例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一个根据变化了的资源约束条件，对既有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修正和提升的过程。
　　既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针对资源约束条件变化的调整和转变，那么，谁对资源约束条件变化的反应最敏锐呢？答案是企业以及企业家。原因在于：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面对的约束是硬的。这种硬约束用马克思的话讲，即商品的命运就是商品生产者的命运。商品交换是一种惊险的跳跃，如果跳不过去，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产者自己。与企业相比，政府面对的约束是软的。软约束下的政府有时会不计成本、不怕浪费、不惜举债。其次，只有企业和企业家才会始终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核算原则，即投入和产出相比较原则。企业和企业家选择产业和技术，一定要权衡其经济价值和市场前景，根据对市场的预测作出适当选择。第三，企业家对产业和机会的感觉不同于一般人。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观察问题的特殊角度，对特定领域会有相对丰富的知识和特殊的“嗅觉”。以“娃哈哈”为例，当年绝大多数人不会感觉到一个小孩喝的饮料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还有，当年吉利汽车公司成立时，并不被有关主管部门看好，如今却收购了沃尔沃。这种成功的选择可能是一种直觉，但这种直觉来自企业家特有的知识和生活阅历。
　　当然，政府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也有自己的优势，可以而且应该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首先，政府可以对产业发展发挥适当的引导作用，但最好不要直接干预企业，不直接支持具体的产业，而是通过必要的政策和信息影响市场进而影响企业的选择。其次，有效的市场是公平竞争的市场，而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是政府的优势。最后，政府应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价格灵敏而准确地反映资源和环境的稀缺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提供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