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形势来看，基于需求管理的货币政策显然对于供给方面的成本推动和输入型通胀无能为力。作为投资主体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更多地追逐经济资源的控制权，对利率变化不敏感；而众多民营中小企业对银行贷款依赖较多，轻微加息就会造成它们经营成本的大幅变动。加息使得资金回流、储蓄增加，这与我国正在进行的扩大消费需求和发展资本市场目标相悖。财政政策强调“有保有压”，在结构优化方面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是今年我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目前催生物价上涨的各种因素仍然存在，高房价、资本品炒作未见明显缓解，未来通货膨胀压力依然不小。为此，央行继续加大流动性回收力度，货币政策进一步趋向紧缩。然而，货币政策的独角戏总有唱完的一天，面对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财政政策应该提早担当重要角色。
虽然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治理通货膨胀理应由货币政策发挥主要作用。但是，从目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形势来看，基于需求管理的货币政策显然对于供给方面的成本推动和输入型通胀无能为力。同时，即便在其最为核心的货币数量领域，货币政策调控也存在诸多局限。
第一，利率调节面临两难。加息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成本，减少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是货币政策应对通货膨胀的重要工具。但是，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有限，作为投资主体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更多地追逐经济资源的控制权，对利率变化不敏感；而众多民营中小企业对银行贷款依赖较多，轻微加息就会造成它们经营成本的大幅变动。此外，加息使得资金回流、储蓄增加，这与我国正在进行的扩大消费需求和发展资本市场目标相悖，中美利差倒挂，会诱发国际投机资本大量流入，加剧我国通胀压力。
第二，存款准备金率与公开市场操作空间有限。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和央行票据回购可以达到回笼货币的目的，但是这二者的政策空间日益缩小。目前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已经达到20%的历史高位，中小金融机构也达到16.5%，中小银行流动性明显吃紧。若进一步上调准备金率，必然会危及到这些银行的生存。同时，央行票据回购的不断积累，一方面使得央行面临票据到期以及利息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损害了商业银行的融资机能，不利于正在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
第三，人民币汇率升值效应短期难现。人民币汇率升值可以缓解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减少国际贸易争端，从长期来看有利于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是，在现行的汇率体制和贸易体制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对通货膨胀的抑制效应面临约束，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在目前，我们只能坚持人民币汇率升值循序渐进、小步快跑，这就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升值要对通货膨胀真正发挥抑制效应，至少要到两三年之后，显然远水解不了近渴。
每逢通胀，我国物价往往缺乏全面上涨的基础，但具有很强的结构性特征，尤其体现为农产品价格的过快上涨。这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是分不开的。农业部门较工业部门发展缓慢，而农村居民较城市居民消费不足，工业产能过剩而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工业品的需求相对不足而供给相对充分，农产品受各种因素影响生产波动较大。这就使得我国物价呈现出工业品价格平稳波动而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的结构性差异。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结构问题比总量更棘手。经济结构失衡是我国货币政策调控难以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原因，在西方有效的货币政策在我国难以发挥出自发性结构调整作用。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我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总量的均衡，从而使得通货膨胀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这样，抑制通货膨胀就必须在注重总量调控的同时，更加注意结构调整问题。
与货币政策不同，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供需总量。它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表现为对经济结构的调节，财政政策强调“有保有压”，在结构优化方面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财政政策可以通过缩小支出规模，抑制社会总需求增加。财政政策不仅能够通过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改善长期供给，而且能够通过税收、补贴等手段调节短期供给，从而能够直接应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挑战。同时，财政政策较少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政策扭曲效果较小。因此，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财政政策有其独特的优势和效应，今后应该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稳定物价的功能。
货币政策应当合理控制贷款规模，将货币供应量增速控制在适当水平，在此基础上适当压缩中长期贷款比重，加大对企业短期融资的支持。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调整和合理搭配，充分发挥货币供应量等中介指标在治理通货膨胀问题上的作用，促进中国经济早日走出通货膨胀的泥沼。
我国财政收入连续多年实现高速增长，为财政政策在减税和增支两个方面发挥供给调节功能创造了重要条件，不会对政府财力产生过大影响。我国财政政策不宜再加大政策力度，在支出结构上应适度控制用于投资的支出；加大对居民转移性支付，加大对公共服务体系的投入，尤其要对低收入群体发放价格补贴，使其生活水平不因通胀而下降；完善落实支农惠农政策，推动农业生产规模扩大；稳定化肥、煤炭、成品油等供应，加大对于粮棉油的补贴力度；继续完善税收制度，坚持“有增有减”，实现结构性减税和增税的优化平衡，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使得消费、投资和出口朝着更加均衡的格局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