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东和北非局势的动荡导致国际油价跃升，引发人们对第四次“石油危机”来临的忧虑。强化能源危机管理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尤其对于“十二五”时期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的中国，究竟建立怎样的能源危机管理体系和机制，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然而，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存在着三大误区。
一般认为，能源危机管理是指为防止一国或地区持续、稳定的能源供给受全球需求过快增长、地缘政治、战争、自然灾害、恐怖主义等因素的影响而遭到各种破坏性威胁，采取的各种手段和措施，促进能源与经济社会相互协调发展的过程。可见，能源危机管理的最为关键之处和最为基础的工作是对可能引发危机的因素进行识别和潜在性研究。然而，现有成果表明，迄今人们并没有对可能引致危机爆发的因素进行相关的特征分析，进而导致内涵上的歧义。在这里，我们根据不同因素对能源供给所产生影响的深远与否和时间长短，可将可能引发危机的因素区分为战略性因素和突发因素，由此将能源危机区分为能源战略危机和能源突发事件，将能源危机管理区分为能源战略危机管理和能源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１．
能源战略危机管理。在现实社会中，一些因素如全球或区域能源需求增长过快、地缘政治等，对能源供给所形成的压力是长期而深远的，这些因素可称为战略性因素。该类能源危机的缓解，或者依赖于能源储藏量和可利用规模实现重大突破、由于重大科技进步而使替代能源（特别是新能源）得以大规模推广，或者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等等。总体来看，这些措施和途径的成功实施，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该类危机可称为能源战略危机，其管理过程可称为能源战略危机管理。
２．
能源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除战略性因素外，还有一些因素如战争特别是局部战争、自然灾害、恐怖主义等，对能源供给所形成的压力往往是短期的、区域性的，如果各国能够合理构建应对机制，完全能够实现能源危机的迅速解除，恢复常态。当然，危机的解除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日益扩大的全球能源供求缺口和区域分布上的结构性矛盾。这些因素可称为突发因素，该类危机可称为能源突发事件，其管理过程可称为能源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事实上，上述两类危机反映了能源危机的层次性差异。长期性、全球性、危机解除的高困难性等特征，决定了能源战略危机构成了能源危机的基础性层次；而最常见和易发生的特征，决定了能源突发事件构成了能源危机的日常性层次。
在现阶段我国能源危机管理的研究和实践中，进行上述区分非常必要。因为这有助于正确理解经济高速增长下我国究竟面临怎样的能源安全，有助于辨识究竟应该建立怎样的能源危机管理体系和机制，有助于探索切实有效的能源危机管理措施。
借鉴国际经验是建立我国能源危机管理体系，完善能源危机管理机制的重要方面，但现阶段关于能源危机管理的国际比较研究存在种类界定误区。
能源危机的出现首先发生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发达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时代。随着发达国家能源需求种类结构向以石油为主导的迈进，能源危机则主要是指石油的持续稳定供应危机，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建立了以石油危机管理体系为核心的能源危机管理体系。应该说，发达国家的这种能源危机种类界定和管理体系比较符合其实际情况，但与我国的现实大相径庭。
改革开放伊始，我国首先进入了轻工业加速发展时期，其产业结构特征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需求并不十分强烈，而且，能够出口煤炭、石油等以换取大量外汇。然而，随着我国向着重化工业化阶段的迈进，特别是２０世纪以来，能源需求迅速增长，供求缺口不断扩大。一方面，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大幅度上升，为石油突发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土壤，但石油危机管理体系建设远远滞后于石油供需缺口的迅速扩张。另一方面，我国也开始出现煤炭净进口局面。２００９年我国累计进口煤１．２６亿吨，比２００８年增长超过２１０％；出口煤２２４０万吨，下降的幅度超过５０％，全年净进口１．０３亿吨。
大国地位决定了我国能源供给必须走国内国际相结合的路径。从资源禀赋看，煤炭将长期占据国内传统能源供给的主导地位。然而，也正是由于煤炭资源相对丰富，似乎人们对煤炭资源持续稳定供应并不感到紧张和压力，虽然“煤电之争”不断发生。事实上，如果单纯从储采比指标看，我国煤炭在该指标上的表现，甚至弱于全球石油。２００９年ＢＰ世界能源报告称，２００８年我国煤炭储采比为４１年，而全球煤炭储采比为１２２年，全球原油储采比为４２年。同时，煤炭资源区域分布和市场需求的非对称性大大增加了我国区域性煤炭供应紧张局面周期性出现的频率。因此，我国的能源安全绝不仅仅表现在石油供给安全，它涉及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在内的传统能源，以及二次能源电力等多个能源种类的稳定充足供应，也就是说，应当建立能够深刻体现中国资源禀赋特征的能源危机管理体系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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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源战略性危机根源和管理措施探索中过分夸大中国因素 |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忽略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以其自身能源消费总量和人均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在较大幅度上低于中国，来极力夸大中国在全球能源日趋紧张态势中的作用，并大肆渲染“中国能源威胁论”。２０１０年７月，《金融时报》援引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中国２００９年消费了２２．５２亿吨油当量的能源，比美国高出４％，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能源消耗大国。由此引发发达国家在能源问题上攻击和限制中国的再一次高潮。我们承认，近年来，我国人均能源消费和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确实增长较快。根据２００９年ＢＰ世界能源报告，２００８年我国人均能源增长速度为７．２％，而同期美国为－２．８％，日本为－１．９％，加拿大为０．９％，世界平均水平为１．４％。而且，受技术进步、体制等因素的影响，节能减排任重道远。但应认识到，我国刚刚进入重化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基数低，以及人口规模大等决定了人均消费和消费总量的较快增长是经济发展阶段所使然，发达国家有过同样的历史经历。将之绝对化，过分夸大中国因素，认为中国给世界带来了巨大能源威胁的观点是极其不公平的。２００９年ＢＰ世界能源报告同样给出了相反的论点支持数据：２００８年，中国人均能耗１．５４吨油当量，而同期美国为７．７４吨油当量，加拿大为１０．３吨油当量，日本为３．９６吨油当量，均数倍于中国。因此，对于当前能源战略性危机根源及其管理措施探索中过分夸大中国因素的现象，应予坚决驳斥。
总之，能源供求缺口不断扩大、能源供给国际化趋势不断增强、资源禀赋决定了以煤炭为主导的国内能源供给多元化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性逆转，构成了“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能源危机管理的三大基础特征。为此，打造符合中国国情的能源危机管理体系，特别是能源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社会的平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