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厂的角色只是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一种路径安排。中国必须突破美欧设在金融领域的壁垒，力争在高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在“资源为王”时代，中国既要进入被国际大投行控制的期货市场体系，更要密切关注西方主要大国对中国获取外部资源通路的控制。
从上周六开始，法国、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禁飞区决议，从空中和海上对利比亚的军事目标发起了军事打击。全球影响力极大的英国《金融时报》专门为此发表《打击卡扎菲的正当性》的社论，凸显西方舆论为国家或者国家利益集团服务的忠实性和及时性。
站在西方的立场上，打击卡扎菲政权的确有很多理由。笔者只想提醒的一点是：战争背后的经济逻辑特别值得我们深思。12年前，美国巧妙地发动了科索沃战争，在收拾了不听话的“异类”—米洛舍维奇的同时，也通过点燃欧洲火药桶，给刚刚出炉的欧元当头一棒；12年后，当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越日本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且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有了比较好的态势时候，战争又来了。
在西方主要大国看来，中国已经具备了成为其竞争对手的基本要素：经济规模直逼美国，贸易地位不断上升，金融力量今非昔比，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尤其经过这场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冲击，西方的金融贸易力量遭到削弱，而从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来看，经济总量比肩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在经济规模上的快速成长并不能掩盖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实质差距。事实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已嵌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的中国经济，业已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和资本流动的一部分。例如，中国去年将近6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对于经济总量超越我国台湾地区、逼近韩国的我国广东省来说，优化的经济结构和普遍的幸福感，才是下一步应当追求的目标。国人更应看到的是：美欧设在金融领域的壁垒以及日美在高端产业领域相对中国的巨大优势，都是中国短期内难以逾越的瓶颈。
一向特别重视趋势的西方国家最不能容忍的是不遵守它制定的或不和它玩同一游戏规则的国家和势力。他们的战略是：在中国经济还不十分强大之前，利用他们操控的国际经济秩序对中国施加各种压力和干扰，以图削弱中国经济的快速上升之势，尽可能地维持现有的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国际经济格局，或者利用现有的规则尽可能地压缩中国的上升空间。
目前是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同时大概也是外部环境变化情势最敏感或者说外部风险正在累积的微妙时期。在享尽了既有秩序框架太多好处的主要发达国家看来，与其并不在同一战壕里的中国近年来在经济上的迅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话语权诉求，尽管是难以阻遏的历史趋势，却总有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
假如我们把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来到目前这段时期作为考察中国国际经济地位变迁的时间光谱，会发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大国正从有求于中国，向赋予中国一定的国际行为空间，到运用综合力量工具来防范中国成为国际政经秩序变革的积极主导力量这个策略演变。换句话说，中国利用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力量衰弱的有利时机以显著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时间光谱已成过去。如果一定要列出本轮金融与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从既有国际秩序框架中获取的话语权菜单，我们会发现其实并不很多。例如，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中的发言权的些许扩大，只是美国在保持自身否决权的情况下，力压欧洲和日本让渡一部分权力的结果。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至于备受期待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也大体如此，美国人可以指责小布什的穷兵黩武和在国家经济治理上的不思进取，但一定不会怀疑其在美元最为困难时期为了保持其主导地位而付出的相关努力。至于打着变革旗号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一点也不比前任软弱。
所有中国金融业者都不容忽视的风险是，早已把转嫁经济风险招术玩得纯熟的美国，是不会放弃利用中国的经济与金融漏洞来遏制中国经济金融崛起步伐的。中国万不可松懈自己的敏感神经。
沉寂了100多年的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力量并非什么奢望。从资源禀赋的角度来看，中国并不缺少成为顶尖经济强国的基本要件，亦不欠缺要素禀赋结构改善和制度创新的内生性动力。但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将很难拥有西方经济强国崛起过程中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因此，在成为世界级强国之前，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国际资本及其代言人的经济渗透和战略围堵。
力争在高端产业实现跨越
笔者认为，世界工厂的角色只是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一种路径安排。中国必须突破美欧设在金融领域的壁垒，力争在高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也许，中国企业要从老辣且极易结成价格同盟的上游供应商以及国际投行那儿最终博得定价主导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在“资源为王”时代，缺失初级产品定价权的中国既要运用国际通行规则与上游企业展开多回合的博弈，也要打进被国际大投行控制的期货市场体系；并在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同时，尽快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早日形成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
同时，更要密切关注西方主要大国对中国获取外部资源通路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