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1年之后，虽然CPI没有再度升到5%以上，但这丝毫不说明当下的通胀形势已趋于稳定。笔者上次在本系列之一中，详细论证了未来五年货币投放有再度翻一番的可能，虽然在全球市场一片风声鹤唳，央行上周五再度上调存款准备金，彰显了货币当局控制流动性的愿望，但对汹涌的货币大潮而言，恐怕收效不大，因为基础货币增速依然在16%以上。今天，笔者再来讨论另一个事关整体且影响长远的通胀因素：要素价格改革。
自2002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明显缩短。每隔两三年，宏观调控就需要在宽松和紧缩之间不断变换。有经济学家如是感叹：“我们刚把通货膨胀理出眉目，通货紧缩来了；还没把通货紧缩研究完，通货膨胀又要来了”。个中原因十分复杂，与中国经济市场化发育程度不够的特征密切相连，这是长期性的制度改革大议题。但近几年愈演愈烈的价格机制扭曲，市场结构混乱，则已成“十二五”时期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当前，以能源、电力、劳动者工资等为主体的要素价格，都还没有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定价，人为压低要素价格的现象普遍存在。加上掌控要素价格的多为国有资本，在本就不存在市场化土壤的体制之下，推进要素价格改革更加艰难。但是，只有最终理顺价格关系，才能为未来的福利增长、效率改进和平稳增长保驾护航。否则，经济改革和相关政策，将被一些短期的价格波动所掣肘。
改革开放30多年，物价改革做了两件大事：完成了一般商品市场的价格改革，这是始自20多年前“价格闯关”，到2002年这一改革基本完成。而这之后，我们则一直在试图推进要素价格改革，但时至今日尚未获得实质性进展。
实际上，眼下亟须推进的要素价格改革，涉及范围小，品种少，并不需要上世纪80年代那样全面影响民众生活的大变革。但何以要素价格改革长期推进慢，止步不前？原因在于主导本次改革的各方，都是极有话语权，甚至行政权的大利益团体。资源要素价格改革虽然看起来“工程”不大，但触动的“有实权”的利益群体太多，在保障亿万消费者正常利益条件下，要出台能协调产业上下游各方利益的改革方案非常困难。比如，取消煤电价格“双轨制”，全面实施煤电联动的市场化价格改革，已经酝酿了很多年，至今还不知什么时候政策才能够顺利出台。
另一方面，推进要素价格改革的初期，势必会掀起一波新的涨价潮。在CPI权重构成中，居住类占到了15%左右。其中，水费、电费、液化石油气、管道燃气、其他燃料五项又占居住类比重的40%以上。以此计算，公共品在CPI中的比重约为6%，高于猪肉在CPI中为3%的比重。因此，如果说上轮通胀引发的主因是猪肉涨价，那么现在一个比猪肉对CPI影响更大的要素价格的集体大幅上涨，将会在更大程度上推动国内通胀之势。无疑，这不能不使决策层大费周章。
但是价格改革等同于涨价，可以说既是利益集团的一厢情愿，也是公众的集体误解。要素价格改革的最终目的，是矫正目前不合理的、行政干预过多和人为压低的价格扭曲，建立起合理的趋于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真实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比如，初衷为了实现市场化定价、与国际接轨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如今处境非常尴尬，涨价远远超过下跌次数，但这并不是机制本身的问题，而是中国成品油市场的企业垄断与半市场定价现状下的必然。
因此，要打破当下的要素价格改革僵局，最根本的政策是引入竞争机制，将相关的行业推向市场，逐步取消各种补贴和政策红利。同时，引导民间资本进入，这样不但解决了民间资本生存空间狭小的问题，而且能够营造出自由竞争的市场氛围，为健全市场经济做有力的铺垫。
还是以成品油定价机制为例。现在的这种机制执行情况，基本是消费者抱怨油价只涨不跌，石油央企则还觉得涨价幅度不够。与其处于两头不讨好的境地，还不如把原油进口放开，引进民间资本，再组建几家大企业，由发改委维持市场秩序，打破既有的石油市场垄断格局。这样一来，油价市场化机制或许才可能真正得以建立。
无论是发轫于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还是马歇尔剑桥学派乃至芝加哥学派、奥地利学派，都早已用各种理论证明了，没有竞争就不可能有完全的市场经济，而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则又会进一步妨碍市场竞争。只有竞争机制形成，政府同时放开对要素价格的管制，价格涨跌自然就由市场供求说了算。
在此机制之下，“只涨不降”的乱象必将终结。届时，一般商品和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才有望成功。如能达成这样的结果，则中国不仅将诞生出一批健康发展的大企业，对节能减排、实现经济结构调整都大有裨益，而中国经济也能最终摆脱通胀和通缩周期的快速转换问题，由此顺利实现新一轮的产业大转型、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