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地震引发了核污染威胁，同时也引发了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民众抢购相关商品的闹剧，中国人自讽自嘲“盐荒子孙”的段子还没销声匿迹，美国人抢购碘化钾、韩国人囤积紫菜海带和方便面的消息又接踵而至。显然，中国学者不能再用“素质低下”或者“从众心理强烈”等不着四六的原因来解释同胞行为及其“怪诞”了。
　　核污染不比其他威胁，开始看不见、摸不着，等到看见摸着就来不及了，所以，民众小小惊慌一下，虽然对市场供应和公共秩序有那么些冲击，但也在情理之中。值得注意的倒是，在现代社会充满风险的环境中，把生活中发生的类似惊慌事件仅仅归结为国民素质，很有可能导致对公共管理应有的准备掉以轻心：看不见社会风险本身巨大的威胁，忽视了公共政策和危机管理的必要性，却指望依靠把握不定、难以下手的“国民素质”的提高来减少风险事件的损失和伤害。
　　各国民众的抢购行为被媒体抨击为“非理性”，话没说错，家里放那么多盐，准备核污染持续多少年？靠碘盐中的碘来抗辐射，用量之大恐怕足够把人给腌了。但放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上看，那些凭道听途说就跟风而行的民众，又是绝对理性的，他们的行为反映了个人在面对社会风险，凭一己之力又不可能抵御或逃避情况下几近本能的应对逻辑。
　　要个人不惊慌，必须让个人有所依归，树立个人坚定的信念：自己不需努力，也有人或机构会安排周到，百无一失。最近有朋友谈到，国外的一些民众只关心自己生活，对国家和社会上不少重大事件既不关心也没有感觉，不像中国人那样事事关心、时时敏感，因为在国外选举是件大事，选谁代表你、你把选择权和决定权让渡给了谁，余下时间里，就应该他来帮你打理。
　　实际上，在成熟的现代西方社会，国家和其他公共机构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决策的专业层次越来越高，决策及其执行可能带来的正负效应越来越大，而个人参与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小，因此个人把自己交托给公共机构越来越成为生活趋势和心理走向。在这种情况下，突然遇到灾难发生，国民自然相信以公共机构的力量，以已有的决策和预案，以社会高度格式化的应对方式，足以处置这一危机。这次地震中日本国民的处变不惊，得到世界广泛赞誉，其背后的逻辑大致就是这样的。
　　无需否认，日本民族确有自己的文化特性，这放大了他们同其他国家民众在相似场合下表现的不同，但在任何一个公共治理有效的社会里，观察者都可以看到相似的行为表现及背后相似的逻辑。如果救灾现场还靠弹压来维持秩序，那首先不是国民素质有问题，而是有效治理的不存在。
　　然而，享受着国民高度信任的公共机构，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一定能对得起国民的信任，这未必是公共机构无效或者官员无能，而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达，社会组织的紧密，个人在格式化生存方式中养成的高度依赖，使得当今社会成为了一个真正高风险社会：我们能想像钱庄时代，一把算盘坏了，掌柜就宣布暂停营业？但今天电脑死机、网络堵塞、电网故障，甚至关键人员不在场，都可能让银行当下束手无策。高度技术化的设备，高度组织化的社会，高度格式化的人类生存，不但让风险高度集聚无处不在，而且风险一旦发生，无论个人还是公共机构都会出现“头脑一片空白”。日本政府这次面对核泄漏表现的“反应迟钝”甚至引起国际社会怀疑——到底是紧急关头的“头脑空白”，还是核电站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机密？
　　然而，不管公共机构出于什么原因“头脑空白”，从最初的“头脑空白”状态醒过来的个人，一旦感觉到公共机构的“头脑空白”或者察觉到公共机构的举止失当，就会很自然地启动自己的“应对策略”，在个人能力范围内，根据最少的信息，采取行动。无论买食品如盐、碘化钾、紫菜，还是口罩等防护用品，都是个人力所能及的一点准备，如果不将自发逃离也算在内的话。
　　事实上，这样的准备与其说是出于实际需要，毋宁说是出于心理宣泄：在依赖公共安排已成习惯的背景下，突然需要自己判断和处置风险，个人平时再有理性和知识，都可能克制不了地想做些什么。这里的关键不是做“什么”，而是“做”什么，不做不足以安定自己，做什么反倒无足轻重。所以，那么多的人才会做出那么怪诞的举动。某种程度上，心理学家完全可以把一个人抢购碘盐的数量用作衡量此人有待宣泄的心理焦虑水平的指示器：买的盐越多，焦虑水平越高，买什么越不重要，而买本身越重要。买盐具有这样的功能，买碘化钾和紫菜海带，同样如此。反过来，如果公共机构希望国民在类似场合不要惊慌失措，那么真正需要做的不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的“提高国民素质”，而是找到和解决个人何以不安心，何以焦虑，何以焦虑到要借买盐来宣泄的公共管理原因。
　　当然，我们不排除中国人买盐中可能有浙江游资的精心策划，先买盐业股票，然后炒作盐荒，声东击西，大发“灾难财”。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告诉公共管理者，人类的理性包括各色人等的自利自保决策一旦同灾难共振，可能大大加剧灾难的危情。如何做好风险社会中的公共管理特别是危机管理，必须提上议事日程的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