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席卷中国诸多城市的“抢盐风波”迅速平息。
　　当笔者听到大家都在抢购食盐时，赶紧打电话叮嘱身在乡村的母亲别跟着起哄。母亲却称家里暂时没有缺盐传闻。即使一个电话就能联系几百公里外的乡村，但从传播过程看，城市平民阶层接收信息的速度明显比乡村居民快，这主要归功于，城市居民的交流密度远大于农村，超市里抢购风潮更是人为制造出紧张气氛。
　　而政府部门在此次事件中表现优秀。各级政府利用一切媒体渠道对市民宣传，权威人士纷纷辟谣，相关部门以调取库存平抑市场、重罚投机不法分子等举措，迅速安抚了居民恐慌情绪。
　　我们从整个“抢盐风波”中，大体可划分出四类人群：沟通能力有限、消息相对闭塞的乡村同胞；有机会接受大量信息但短时间内无从判断，紧跟大潮的城市平民阶层；掌握并相信常识的理性公民；握有盐业供给垄断权的政府与代表知识权威的科学家。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认为，从社会中存在的各类风险的发展看，在工业社会阶段，人们持有进步乐观主义，相信人类理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在后工业社会中，风险不仅无处不在，而且是不确定的。以前，我们或许认为知识越多就越能把握未来，而在当下的社会，风险本身是隐蔽、突发的，并且理性的局限使瞬间爆发的风险之后果具有不可知性。
　　同时，人数众多、价值多元的中国，社会结构具有不同层次。从此次事件中不同群体的表现可看出，在心理情绪上，既有少部分较蒙昧的前工业因素，又有相信理性万能的工业主义情怀。随着社会现代化转型与全球化进程加速，更多居民的心态已滑入后工业社会，即风险社会阶段。
　　现在，网上流传很多取笑囤积食盐的段子。然而，看到那些平日节衣缩食、为便宜鸡蛋而甘心排队的工薪阶层，花费大笔冤枉钱规避风险时，我们究竟是该嘲笑还是悲伤？更让笔者忧虑的是，如果核泄漏就发生在我们周围，我们是否依然能淡定地听从政府安排，有序撤出辐射区域？
　　另有传言，这次食盐抢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浙江商人制造恐慌、哄抬价格。倘若如此，这次抢购风波背后，不仅是人们对危机的恐慌，更与经济利益有关。资本制造出疯狂抢购的虚热假象，而资本人士在追逐财富个人化的同时，把获利风险所需的恐慌成本，转嫁到人数庞大的平民头上。
　　一般说来，集体恐慌症的结局往往有三种：要么谣言被戳穿后变成笑柄；要么关于谣言的情绪成长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随时爆发；要么坐实谣言，成为强制性的法律或政策。从嬉笑声中我们看到，此次谣言传播，不会如当年对乙肝的以讹传讹一般，最后人为制造诸多不公平的政策措施。但我们又不得不悲哀地联想到，“抢盐风波”触发的群体情绪依然是前年河南“杞人忧钴”与今年江苏“响水大逃亡”之后的间歇性爆发。
　　万幸的是，这次风波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迅捷高效的政府与一群勇于担当的科学精英。尽管这次政府部门表现优秀，其在这类事件中的总体表现则又堪忧。这是因为，突发事件来临时，政府部门往往能正面回应危机，但其又并未真正渗透进日常社会组织管理的机制中，难以引领风险社会里公民的价值观，难以让居民用平和淡定的理性心态面对任何突发危机。在风险社会里，权力部门和专业知识人士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应跳出传统的“危机—回应”模式，主动参与到公共事件中，并且从独立的机构运作方式转为机制性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