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成功的走出了“贫困陷阱”，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阵营。从各国发展的经验看，人均GDP迈过3000美元的门槛之后，如果不能进行经济增长模式的及时转换，就有可能陷入长期停滞，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一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三阶段：一是要素驱动阶段，此时人均GDP低于3000美元；二是效率驱动阶段，人均GDP从3000美元增长至9000美元；之后是创新驱动阶段。我国目前正处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保持长期增长和繁荣的动力，关键在于大力提高社会流动性，保持社会的长期活力。所谓提高社会流动性，就是减少家庭背景、社会背景等因素造成的代际不平等，消除长期动态的不平等，提升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促成经济长期增长。

	社会流动性下降，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
最可怕的是社会流动性低，社会结构被固化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提高社会流动性，也就是要把上一代人收入、教育和地位对下一代人的影响程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为什么要强调社会流动的重要性？现在大家高度关注的政府规模过大、收入分配不均、教育不平等、健康不平等，这些问题都是体现为静态的不平等，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被固化，这将造成动态的不平等，必然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
　　什么叫静态和动态的不平等？设想有两个社会，第一个社会贫富差距很小，基尼系数只有0.25，但没有社会流动性，父辈富则子辈富，父辈穷则子辈穷；第二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很大，基尼系数高达0.45，但社会流动性很强，无论父辈条件怎样，所有年轻人都有成功的机会。这两个社会哪个更有活力？当然是后者。这就是静态和动态不平等之间的差别。
　　具体来讲，社会流动性是什么呢？它是上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对下一代人收入、教育和地位的影响程度，这种影响程度越高，社会流动性就越低。通俗地说，社会流动性低，就是所谓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社会流动性强，就是所谓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社会流动性的测度方式是收入、教育和地位在代际之间的相关系数，它的取值在-1到1之间。合理的社会流动性意味着代际相关系数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如果是代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1，这意味着如果上一代是穷人，那么下一代就变成富人；上一代是富人，下一代就变成穷人，这是通过大规模的财富剥夺才可能实现的代际变化。一些国家长期陷入贫困陷阱、积重难返，其主要原因就是经常发生战乱和革命，导致了代际之间的过度和无常的变化，这显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情形。正常社会的代际相关系数都是在0和1之间，由于有各种因素影响代际之间的传承，比如基因、自然环境等，所以相关系数应该高于0；但如果代际相关系数趋于1，社会结构就会彻底地固化，父辈的收入、教育和地位会完全决定子辈的收入、教育和地位。

	只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才能保证动态的机会公平，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
给人们希望和机会，产生“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的预期

　　我们为什么如此强调社会流动的重要性？这是因为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只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才能保证动态的机会公平，调动社会上所有人的积极性，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努力工作，积极创业和创新。如前所述，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以后就进入了效率驱动阶段，在此阶段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激励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人们是否愿意学习、得到教育和培训以及是否愿意寻找一切机会去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是决定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要让所有人有这样的积极性，就一定要给他提供希望和机会，让他产生“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的预期。如果不管你如何埋头苦干，你的收入和财富主要由你的父辈的收入和财富决定，谁还有个人奋斗的志向和激励？谁还愿意对自己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因此，高社会流动性是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
　　比较世界各国的数据可以得知，一国社会流动性越高，对应的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秘鲁、智利和巴西等国的教育代际相关系数都超过0.59，这意味着如果父辈教育程度不高，那么孩子也很难接受良好教育，因此长期处在“中等收入陷阱”；而发达国家的教育代际相关系数都低于0.5。古代的科举选拔制度虽有其弊端，但在提高社会流动性方面却居功至伟：有真才实学的人也可以“ 居庙堂之高”，这为治国安民源源不断地输送了人才。
　　从社会流动性角度看，就很好理解为什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难的现象。这是由于一国进入中等收入以后容易出现社会流动性下降、社会结构固化。当经济从“贫困陷阱”摆脱出来之后，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这时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还没建立起来，同时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博弈中，政府还无法扮演公平和中立的角色。同时，一部分精英阶层利用制度和政策的缺陷为自己谋求利益，阻碍了社会流动性机制的确立和完善。此外，一个国家在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期间，社会流动性一般比较高，对于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趋势和社会结构的固化认识不够，难以形成关注社会流动性的共识。
　　我国刚刚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如何激励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使得人们愿意学习、愿意接受教育和培训以及寻找一切机会去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是效率驱动阶段的经济发展关键。因此，高社会流动性才是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

	大力提高社会流动性，促进经济社会长期繁荣
加快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对弱势群体在制度上适当地加以保护

　　近十年来，各种迹象表明我国的社会流动性有下降趋势，实际社会流动性低于根据近年GDP增长率做出的理论预测值。“富二代”、“穷二代”现象近年来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反映的就是人们对此的担心。
　　如何扭转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趋势呢？首先，加快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在制度上适当地加以保护，给他们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和可能性。对于起点较低的人群，仅仅给予他们法律上的公平远远不够，还要给他们提高自身能力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必须是一视同仁的。一方面要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体制，让农民和城市居民在生活、教育、就业中得到同等对待；另一方面要放松劳动力市场上不合理的市场准入限制，取消各种各样不必要的职业证书要求，让低收入者有机会进入合适的职业。
　　第二，政府投资由物质资本投资转向人力资本投资，如教育和健康等产业，特别要注意消除教育和健康水平的不平等。教育和健康是人力资本的组成部分，是个人竞争能力、社会经济效率的决定因素，但也最容易成为不同家庭之间的鸿沟。只有国家的公共体系保证了公民平等的教育机会和医疗水平，来自较低阶层的年轻人才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第三，提高各类机构维护社会流动性的责任感。社会流动性的提高最终要取决于企事业单位对各阶层人群的平等对待；各级政府、国企、公立学校拿纳税人的钱运转，更有责任为所有人、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公平的就业和发展机会。
　　总之，我国社会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必须增加社会流动性，使社会上所有人，尤其是来自各个阶层的年轻人感到有奔头、愿意奋斗。这样一个健康的社会才能不断提高效率，保持长期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