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对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的意义毋庸讳言，3月16日央行发布的报告进一步增加了提振消费的紧迫感：在全国五十个城市进行的2011年一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85.8%的城镇居民倾向于储蓄，仅14.2%的居民倾向于“更多消费”，后一个比例创下自1999年有调查以来的最低值。再与此前居民最终消费率连续十多年下降的报道相对照，更让人对国内消费前景忧心忡忡。
　　消费之所以不振，本质在于信心；信心之所以低落，本质在于收入。因此，同一天公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对症下药的做法便赚足了彩头。在诸多主流媒体眼中，最为动人的是，“明确规定了收入增幅超过GDP增幅”。
　　但笔者看了又看，这一结论具有相当的片面性。确而言之，即便能在“十二五”期间完成居民收入增长目标，也未必能一举解决消费难题。
　　一者，所谓“收入增幅超过GDP增幅”的说法系衍生表述。在《纲要》中，确有“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7%以上”并列，但要据此理解成“超过”实在牵强。在各省市公布的“十二五”规划中，未来5年GDP增长目标普遍高于7%。加总的结果，将很可能是GDP连年超过7%颇多，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略超7%。如此一来，规划目标顺利实现，但距离媒体一厢情愿的解读甚远。另外，《纲要》中还有“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的提法，“同步”和“超过”的意义也不同。
　　二者，居民收入增长也存在结构层面的问题。其中至少包括两方面未知数：首先是地区不平衡的现状。如果仍然是东部地区居民收入快于中西部、中心城市居民收入增幅快于二、三线城市居民，则消费重心不变，消费总量增速也难有大变。从近期各地对企业离退休人员“加薪”的政策看，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拉大，地区间居民收入不平衡的问题仍在深化。其次是不同收入群体不平衡的现状。我国社会“金字塔形”结构特征正日益突出，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可以到海外斗富，低收入群体却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如果这一问题仍不能有效改善，不能使中间阶层尽快“扩军”、“减负”的话，则无法从根本上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提升国内最终消费率。
　　笔者认为，仅关注居民收入增长目标根本不够。在解决消费难题方面，“十二五”规划纲要的看点其实并不在此。其重点至少包括：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健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体系，明显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社会保障投入，较大幅度提高居民转移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等。遗憾的是，对上述几方面，却仅有定性说明，缺乏更给力的定量表述。比如，中等收入标准是什么，扩大的比例目标是多少；又比如，转移性收入是否能保持逐年递增，社保投入增速和目标规模大致是多少。
　　当前，我国社会的现实是“人人想消费，奈何没有钱”。如果收入均等化的问题不解决，大多数人收入增速不能跑过GDP，那么，所谓消费增量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从现实出发，行胜于言。笔者建议，当下须从税制优先动手改革，调整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必选项之一是大幅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之二是改革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让那些通过企业掩护避税的“隐形富豪”拿出更多真金白银，为多数社会公众减负——美国经验是，5%的富人缴纳56%的税收；之三是尽早取消“蚂蚱肉”一样的利息税，在银行存定期的都是普通百姓，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绝对远超各种有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