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定调今后五年的施政要旨是民生优先，让人民幸福之后，“十二五规划”实施期间，各级地方政府施政要旨归位于民生优先，是清理经济发展沉疴，蓄积中国经济全新增长动力的关键步骤。之所以说是“归位”，概因长期以来决策层致力于尽快改变生产力落后、财富积累水平较低的经济发展现状，而在某种程度上有了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偏好，甚至在某些发展阶段以“全民补贴生产”的形式牺牲了民众基于经济和财富增长而应享受的福利。这是决策层基于国际竞争挤压的形势而快速积累国家经济资源和财力的一种特殊安排，本身的工具性价值一点也不容低估。记得1987年，当中国GDP刚刚越过1万亿元人民币的台阶时，举国上下曾将其视为具有重要指标意义的大事。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只及日本的四分之一，中国首先需要缩小的是与西方主要经济大国之间的GDP差距，这样才有可能增强综合国力，并有财力加强国防建设和其它建设。记得邓小平同志当年曾说过，假如我们的经济规模达到1万亿美元时，我们就可以拿出5%，也就是500亿美元来搞国防。尽管毕生致力于建设强盛中国并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国家理想的邓小平同志，在其生前没有看到中国名义GDP达到他所期待的1万亿美元，但其继任者很快实现了这个目标。如今，在追求经济增长道路上行走许久的决策层，不仅将中国的经济规模做大到接近6万亿美元，而且正在向更高目标迈进。
假如在一个相对均衡的经济环境里，追求GDP增长本身并没有错。事实上，GDP并非魔鬼，无须妖魔化。看看先行工业化国家最近100年来的经济发展路径，我们发现，他们在重视对人力资本、经济的技术基础及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在完成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同时，最为期待的就是经济增长和就业安排。1990年以来，美国在发达国家中保持了领先的经济增长速度，并净增2730万个工作岗位，美国的国民福利水平也得到相应提高。也就是说，美国追求的是有效经济增长。而今日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必须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有效性以及民生福祉相应改善的阶段。换句话说，这些年来，在做大经济规模和财富蛋糕的增长理念和既有政绩考核机制下，部分地方政府扭曲了GDP的增长路径，也就出现了所谓的“GDP主义”或者说“GDP经济学”。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在人均收入水平尚处于1000美元左右的发展阶段时就过早地进入资本深化过程，没有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更加有效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技术进步与技术应用方面进展相对滞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资本投入、大量消耗资源。其结果，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低于长期增长潜力，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明显下降。有关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在1978年至1995年期间经历了一个TEP高增长期，而在1995年以后却处于低增长期。其变化的显著特征是技术进步速度缓慢，技术效率有所下降。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TEP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来判断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是从增长的阶段性意义来看，中国主要依靠资本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持续。另一方面，对经济增长过分偏好而忽视了国民福利水平的改进，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中国同样面临不少发展中国家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将“十二五”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定位7%，既是对经济增长约束条件的综合权衡，也是中国追求更高增长质量的一个次换挡。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从决策层到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内涵理解的一次深化，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中国版的福利经济学的一次有效探索。
不过，如何真正落实“改善民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如何在追求民生福祉的同时，保持并提升中国参与国际顶层分工的水平，却是考验各级政府施政能力以及有关市场主体的新难题。
笔者格外担心各地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因为无论是“十二五规划”的相关章节还是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相关内容，均就“改善民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做了很好的陈述和政策安排。但中国这些年来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地方和中央存在非合作性博弈。因此，如何消除这种现象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处于向全球供给链的高附加值部分攀升关键阶段的中国，在着力改善民生的同时，同样需要继续加强对人力资本、经济的技术基础及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以使经济结构向发达国家靠拢。继而在强化中国经济全球竞争力的基础上，力争国民幸福的同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