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来讲，人民币升值可以有效抑制通货膨胀。但国内与国外产品很难实现完全替代，这就无法满足通过人民币升值解决国内通货膨胀的两个前提：一是进口产品一定要与国内价格涨幅比较大的产品有较强的替代效应；二是升值所带来的进口产品降价幅度一定要大于国内同类产品的涨价幅度。在商品进口贸易中，存在着资源品进口垄断和消费品税收管制，这会变相提高进口商品价格。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会诱发国际资本大量流人，引发基础货币大量投放，反而加大物价上涨压力。
日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内经济规模非常大的情况下，真正管理通货膨胀的主要工具还不是汇率。关于人民币升值能否有效抑制通货膨胀一直存在争论，从周小川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央行在这个问题上是持保守态度的。笔者也认为，人民币升值对抑制眼下的通货膨胀作用有限，并可能适得其反。
从理论上来讲，人民币升值可以有效抑制通货膨胀，这主要是基于本币升值具有通货紧缩效应。一般来说，本币升值，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下降，使得国内物价水平降低；同时国内产品价格相对国外同类产品价格提高，导致出口下降，总需求低于潜在产出水平，这样也会使得国内物价水平下降；进口增加而出口减少，贸易顺差降低，还可以减轻外汇占款压力，减少“输入型流动性”。此外，由于短期内名义工资粘性，实际工资相对提高，当实际工资水平经过调整后回到初始水平时，生产成本降低，这样本币升值最终导致物价水平的持久性下降。
在我国目前实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主要取决于贸易政策目标而不是抑制通货膨胀。但在目前情况下，汇率升值的贸易政策目标正好与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并行不悖。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还有助于减轻我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正是由于理论上的完美无缺，使得不少学者和官员都主张放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以人民币升值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
但是，在实践中，汇率对物价的影响机制众多，且不同的影响机制具有各自的传导特点和传导速度，所以完美的理论有时很难对实践做出科学指导。我国廉价的要素成本，使得制成品价格低廉，在国际市场上存在旺盛需求，纵使人民币升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我国出口商品价格，但是外需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较低，除非加大进口，否则贸易顺差难以有效缩小。此外，企业的生产计划是提前制定的，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并且出口模式存在刚性，很难随汇率变化及时调整，出口下降往往也不显著。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国内与国外产品很难实现完全替代，这就无法满足通过人民币升值解决国内通货膨胀的两个前提：一是进口产品一定要与国内价格涨幅比较大的产品有较强的替代效应；二是升值所带来的进口产品降价幅度一定要大于国内同类产品的涨价幅度。同时，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进口商品价格。但是在现行外贸体制下，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够自由进口国外的产品和服务，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价格收益一部分由拥有进口权的国有企业享受，一部分通过加工贸易由外资企业及外国消费者所占有。另外，在商品进口贸易中，存在着资源品进口垄断和消费品税收管制，这会变相提高进口商品价格。
总之，人民币升值短期内不仅无助于缓解通胀，反倒有可能推高通胀。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会诱发国际资本大量流人，使得资本项目顺差增加，外汇占款引发基础货币大量投放，反而加大物价上涨压力。
从优化产业结构来说，人民币适度升值是有必要的。但对于刚刚走出经济危机阴影的中国经济来说，人民币大幅升值对国内经济持续回升具有不利影响。在我国外贸领域，50%以上是加工贸易企业，尤其对严重依赖出口的中小型加工贸易企业，其交易多以美元结算，人民币升值会使其利润被蚕食。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必须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和对职工就业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源于国内投资和消费失衡，通过名义汇率的大幅升值来治理通货膨胀也有本末倒置之嫌。2005年7月汇改以来至2010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25%，对欧元汇率累计升值14%，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测算，至2010年末，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14.8%、实际有效汇率升值22.6%。在这6年多的时间里，人民币“内贬外升”的趋势进一步加剧，我国仍然感受到两次明显的通货膨胀压力，人民币升值对抑制通胀并没有出现理论上的积极作用，这说明通胀的根源主要不在于外，而在于内。人民币升值有助于缓解外部经济失衡，减轻国际环境对我国的通胀压力，却无助于根除通货膨胀的内生机制。
因此，抑制通货膨胀，我国必须采取多管齐下，打好政策的组合拳。尽快理顺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消除国内经济失衡，为物价水平基本稳定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加快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步伐，使商品价格合理反映实际生产成本，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立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综合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调控物价的基础上，要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切不可为抑制通胀而舍本逐末，打乱汇率改革的方向和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