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3月13日），全国政协会议闭幕，通过的政治决议中明确：要大力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关系，尽快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这是一个关心民生的决议，顺应民心，合乎形势需要。正如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前两天说的那样，收入差距过大危害社会稳定，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关系利国利民。
　　蔡委员关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建议之一是“尽快开征遗产税”。他认为，我国进入全球排行榜的富翁数仅次于美国，他们占有全国财产的比例将越来越大。如果不适时、及时推出遗产税，就会把这一代形成的不平等收入遗传给下一代。
　　笔者赞同蔡委员的观点。遗产税是对遗产的征税，向遗产的继承人和受赠人征收。征遗产税可有效防止贫富过分悬殊，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对调节财富分配、增加政府和社会公益事业的财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开征遗产税有几个条件。一要有税源基础；二是法律体系建立，法治趋于完善；三是社会出现特定调整需要，征税契机显现。
　　目前遗产税税源基础已不是问题。3月10日出炉的《2011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显示，以10亿美元为底线，全球共有1210名富豪上榜，其中今年入榜的中国内地亿万富翁已从去年的64人，增至115人；《2010胡润财富报告》则显示，中国内地已有87.5万个千万富豪和5.5万个亿万富豪；而《京华时报》去年12月29日的报道显示，中国内地有38.3万名千万富豪，亿万富豪逾2万人。不管是哪组数据，都显示超富群体已相当庞大，加上数量更巨大的百万富翁，遗产税源基础已相当可观。
　　其次，法治条件已具备。在各部基本法律已实施数十年后，《物权法》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民法典》也在编纂中了。3月10日，吴邦国委员长作报告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形成，国家长期的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社会进步有了一个基准。这也许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法律体系天衣无缝，但肯定还会不断完善。
　　最后，当下公平诉求空前强烈，民意基础利于政府开征，征税契机已现。早在2009年两会时，两会特邀嘉宾、“首善”陈光标表示：“我提交提案，呼吁向富人征遗产税，遗产税比率至少应为60%。”而他愿捐90%的遗产。
　　今年3月4日，在全国政协会议分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星牌体育用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甘连舫说，“我建议多收我们点税，对老百姓就放一马。不然老百姓囊中羞涩，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
　　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透露,10%的富人已占有80%的资源,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收入相差近40倍，呼吁缩小贫富差距。
　　而国家领导人的表达则更清晰。去年两会，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将分好社会财富“蛋糕”，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去年两会后，温总理还在《求是》杂志发文章称，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今年两会前夕，温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时称,中国将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作为政府今后5年的一项重要任务。
　　其实，十五大报告明确“调节过高收入，逐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调整消费税，开征遗产税等税种”，早已为遗产税立法提供了政策依据。
　　笔者以为应鼓励每一代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发财致富，正如3月4日的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李肇星在答有关“38名全国人大代表是亿万富翁”的提问时说的那样，希望中国有越来越多依法致富的人。
　　但无需缴税的巨额遗产将使国家出现财富贵族，意味着某些人将根据世袭而不是根据才干和品德来掌握国家资源，这对社会价值和社会和谐有百害而无一益。这也是大多数文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征遗产税的原因。
　　2004年我国就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 但至今不能开征遗产税，这跟富人话语权越来越强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政府与民众推动征遗产税的意识还不够强。实践证明现在的富人群体的话语权已变强了，而且将来也没有理由会变弱，遗产税越早开征阻力越小。况且在技术上，征遗产税比征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更易操作；在财政上，征遗产税可缓解建保障性住房、水利投资资金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