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是推动 “十一五” 中国经济发展的五股力量，也是促进“十二五”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性动力。尤其是城镇化，在“十一五”期间，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功不可没，值得肯定。
　　但是随着城镇化率的持续提高，特别是一些大城市的“城市病”日益突出，对城镇化问题现在需要尽早有所反思。要更加精打细算、更加稳妥审慎地把握好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而这种反思，可以在农村与城市两个层面上来展开。
　　这里，在讨论之前，还是先来看一组数据。其一，“十一五”期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持续加快。到2009年，中国城镇人口已达6.2亿人，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46.6%，比2005年提高3.6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化率最高的三个城市是，上海88.6%，北京85.0%，天津78.0%。
　　其二，截至2009年末，中国共有地级及以上城市287个，户籍总人口达3.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28.6%。地级及以上城市行政区域土地面积62.8万平方公里，比2005年增长5.7%。其中，建成区面积为3.01万平方公里，比2005年增长23.3%。另外，人口规模在500万以上的城市已有11个。
　　其三，地级及以上城市的GDP已由2005年的11.314万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20.773万亿元，年均增长14.3%。同时，截至2009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共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5万个，年均增加1.6万个；实现工业总产值31.36万亿元，年均增长17.8%；实现利润总额1.93万亿元，年均增长19.5%。
　　从这一组数据里不难看出，这几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确实很快，不仅城市人口在迅速增加，而且城市面积也在越扩越大。而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连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很大一部分要拜城镇化所赐。正是由于各地大兴土木，才有了很好看的GDP。但是，快速推进的城镇化，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从农村这个层面看，一些地方有农民“被城市化”的问题。比如，在今年的两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就指出，有些地方热衷于通过“拆村并居”把农村节约的建设用地用于城镇建设。表面看，似乎没有占用耕地，但实际上却通过指标置换的方式大量占用了城市近郊最好的耕地。
　　陈锡文认为，城镇的发展应落实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不要在农民的土地上打主意。而在去年的一次会议上，陈锡文还表示过一个更深层的担心，就是村庄的消失。他认为，农村社会之所以比较平静，就是它有血缘、地缘关系，这是一种传统，保障了农村社会的平稳。现在我们如此随意地对待村庄，没有起码的敬畏，到时哭都来不及。
　　陈锡文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他不仅触及了当前的土地问题，还深入到了乡村的社会结构与乡村的文化结构问题。视野独特，非常值得深入研究。
　　而从城市这个层面看，如何进行城镇化，也大有讲究。这其中又包含了三方面问题。即城市规模问题，在地原居民问题，以及历史遗存问题。这三方面的问题，在上一轮城市化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太多教训值得记取了。
　　首先是城市规模问题。现在许多地方都在搞“国际大都市”，凡事都讲一个“大”字。什么能赚钱就搞什么，什么有好处就想要什么。结果，城市规模越搞越大，城市布局既缺少对自然的尊重，又缺少对历史人文的尊重，非常短视。而几年搞下来，结果是交通拥堵、房价腾贵、商务和生活成本骤升。
　　其次是在地原居民问题。许多地方由于引进了商业开发，导致在地原居民被边缘化。由于开发商和原居民利益诉求不同，导致拆迁矛盾尖锐。同时，由于城市过度扩张，导致周边农地迅速消失，城市农副食品运输距离加大，环节增多，造成了持续性、结构性物价上涨的后遗症。
　　另外还有一个更为隐蔽的问题，就是一个地区的历史遗存问题。这些人文遗迹本来有非常高的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但是由于没有人文工作者的介入，一些开发商野蛮开发，遂使大量珍贵的历史遗产被愚昧的推土机给殄没了。以上海为例，上海有许多近现代重要的工业与商业遗存，现在都没了踪迹。
　　谈到这里，只想强调一点，就是在接下来的城市化进程中，不能再搞粗放式开发了，要有人文评估，精确计算。否则，广大内陆地区的自然环境与深厚人文遗迹会遭到什么待遇，真不好估计。而这些蕴含着太多自然、历史、人文基因的东西一旦消失，就再也不能复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