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货币主义观点，通货膨胀说到底就是一种货币现象。换句话说，通货膨胀就是因为货币供给量超过了货币需求量，从而导致更多的货币追逐较少的商品而导致的物价水平之普遍上涨。根据这一定理，控制通货膨胀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紧缩货币。
　　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导致通胀的原因远比货币主义想像的要复杂得多。而把通胀简单界定为一种货币现象，只是回答了“是什么”，并没有回答“为什么”。谁都知道通胀是因为票子（货币）发多了，然而问题恰恰在于那么多的票子为什么能够发出来。只有弄清楚了这个“为什么”，才能找到治理通货膨胀的有效方法。
　　为了弄清楚中国超额供给的货币究竟来自何处，首先需要对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加以界定，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货币供给采用的是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定义。根据此理论给出的定义，货币是存量与流量的统一，其中存量货币供给是外生性的，而流量货币供给则具有内生性。
　　这两种货币创造的机理是完全不同的：存量货币的供给源于储蓄（储备），并且取决于央行的货币与汇率政策。在封闭经济中，存量货币的供给数量与央行基准利率负相关，但在开放经济中，这种因果关系则是不确定的。
　　流量货币的供给通常是由需求决定的，其供给来源是各种各样的市场行为主体，并且，在开放经济下，流量货币的供给数量与央行基准利率正相关。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央行越是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减少存量货币的供给，在市场对货币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中有货币供给能力的行为主体就会在高利率的激励下去创造更多的流量货币，即时下人们所说的流动性。
　　按照以上的定义，我们可以把中国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M0）定义为外生性的货币供给，把包括M1在内的M2定义为内生性的货币供给。
　　从这样的定义出发，我们可以看到，自1990年以来，中国的货币供给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外生货币M0的供给年均同比增长在15%左右，内生货币M2的供给年均同比增长率则更快，与M0相比平均要高出三个以上百分点。
　　在中国货币供应总量的持续增长中，大致经历了两次比较大的波动：一次是发生在1990年到1994年的波动。期间为了防止经济走向衰退，管理层采取了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M0的供应量同比增长迅速，在1993年的时候，同比增长达到了35%以上，M2的同比增长更是高达37%以上；另一次是发生在2008年到2010年的波动。由于受到2007年次贷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增长也开始趋于下滑，为了防止经济走向衰退，管理层再次采取强力的扩张货币与财政政策，货币供应量迅速增长，M1与M2的同比增长分别达到了32.35%和27.68%。
　　因为货币供应量增加过快，这两次货币供给量的剧烈波动都导致了危及经济稳定增长的通货膨胀。其中，发生在1994年的通货膨胀曾经使得CPI上涨了25个百分点，而开始于2007年（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而被中断）的通货膨胀也已达到了5%左右。
　　至此，所有统计数据似乎仍然在支持货币主义的基本观点：通货膨胀归根到底不过是一种货币现象而已。但是，只要稍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两次货币供给的波动在机理上几乎是完全不同的。
　　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货币供应量的波动是主要由外生性（M0）货币供给变化所主导的；而本次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则主要是由内生性（M1和M2）货币供给主导的。
　　我们这样说的根据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货币供应量急剧波动过程中，是先有外生货币供给的增加，然后再有内生货币供给的增加，且这两种货币供给的波动周期基本吻合。但从2008年开始的货币供应量波动是首先从内生性货币供给增加开始的，外生性货币供给增加只是在管理层决定采取扩张财政政策之后才启动的。
　　理解这种区别之重要，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是绝对不能忽略的。在下文中，我们将从这种区别着手来探讨本次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
　　从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与此同时，一般物价水平也开始明显上涨。此时，管理层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快，并随即采取了紧缩货币政策。但是，处在开放经济下的中国，单方面采取货币紧缩政策是无法达到减少货币供应量之政策目标的。
　　人们所看到的是，伴随着人民币加息而来的首先是人民币升值，因为加息必导致作为人民币资产价格的汇率上扬。除了这种流量效应之外，从存量上看人民币本来就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一直在增加。
　　因此，尽管同期美联储也采取了加息行动，从而未造成中美两国息差的扩大，但因美国财政部从2002年就开始将美元贬值以应对来自于欧元的挑战，而中国管理层则从2005年起开始着手对原有固定汇率制度加以改革，从而让人民币走上了对外升值的道路。于是，在中美两国汇率呈反方向调整的情况下，境外资金大规模流入套利。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不言自明的，管理层通过提高利率（包括提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所紧缩掉的货币尽数被境外资本流入而导致的外汇占款发行的货币所对冲，货币紧缩政策不仅没有能够起到减少外生性货币供应的政策效果，反而导致了汇率与利率平价的破坏，以及由外部资金流入而造成的外生性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而紧缩性货币政策不仅不能减少外生性货币供给，反而还给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带来了不利影响，从而诱发了内生性货币供给的迅猛增加，而这是导致此次通货膨胀难以得到有效治理的基本原因。人民币对内加息、对外升值后，主要是通过以下两个渠道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的：一是金融渠道；二是产业渠道。
　　而相关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变的速度之快、数量之庞大是始料未及的。因为，自2004年管理层决定实施宏观紧缩政策以来，各种紧缩产业的政策接踵而至。这些产业紧缩政策主要包括：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政策；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政策；从劳动要素密集产业向高技术产业转型的政策；严厉的环境保护政策；控制产能的政策；以及从出口导向转为内部市场销售的政策等。
　　然而，中国产业界的实际情况是普遍缺乏完成以上转型所需要的要素，这意味着中国实现上述转型的约束条件大都不能得到满足，无奈之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只得选择退出。正是这种产业资本大规模从实际经济领域退出的举动，让许许多多原本沉淀在产业部门的资金“飞起来”了，从而导致了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急剧扩张。
　　除了上述的产业紧缩政策之外，与之同时实施的还有劳动紧缩政策。劳动紧缩政策实施的后果是劳动成本的提高，我们这里所说的劳动紧缩政策主要包括补贴农业劳动和大幅提高城镇劳动者名义工资的政策。
　　众所周知，迄今为止，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二元经济结构国家，这意味着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出清之前，中国的工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当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时，城镇的工资水平就必须上调，否则农村劳动力就会停止流向城镇工业部门，中国从二元社会向一元化社会的转型也就无法实现。但是，当下中国，一个非常盛行的观点是，刘易斯拐点已到，农村剩余劳动已经趋于枯竭，从而需要大幅提高工资来实现社会的充分就业。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首先，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依然在50%左右，农村劳动的边际产出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了。
　　其次，既然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那么在最近数年中，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为何会显著地减少了呢？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管理层在最近几年中增加了对农村和农业生产的补贴；二是伴随着房地产价格暴涨而来的城市居住费用的提高。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进入城市就业的成本提高了，而留在城市务农的收益相对增加了，于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数量自然也就趋于减少了。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在中国各地到处可见的“民工荒”，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维持其正常运转，就不得不提高工资标准。
　　由上可见，因果关系应当是这样的，因为管理层增加对农村与农业生产的补贴、以及城市房价的过快上涨导致了工资上涨的压力，而不是因为中国到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才导致工资率的上涨。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补贴农村和农业生产的政策视为劳动供给的紧缩政策。
　　为了控制不断趋于扩大的收入差距，近年来，管理层不但制定了新的劳动合同法，还进一步推出了增加工资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假如劳动生产率提高了，那么管理层对劳动力市场进行这样的干预是必要的，但问题恰好在于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自2006年以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基本不变，但是名义工资却有了比较明显的上涨，特别是从2009年以来，名义工资更是出现了加速度上涨，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企业对劳动需求的下降和增量投资的萎缩，由管理层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行政性干预所造成的紧缩效应非常显著。毫无疑问，劳动紧缩政策所产生的流动性效应与产业紧缩政策的后果是非常相似的，劳动供给价格的提高会压制产业投资，诱致内生性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在从金融角度对中国超额供给货币的来源进行分析之后，我们还需要从财政角度对中国超额供给货币的来源加以分析，否则就会留下某些缺口而导致通胀治理政策选择上的缺陷。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到过，最近几年来，在国民储蓄总量中，居民的存款是趋于下降的，而企业与政府的存款均出现了显著的增长，从2004年算起，两者的增加值都达到三倍以上。结果，在中国，政府不仅是外生性货币的创造者，而且也是内生性货币的创造者，其创造的货币供应量之多，也是不容忽略的。
　　中国财政存款不断增加，说到底是与政府过多地参与社会投资有关。2000年后政府财政支出有了十分明显的增加，其增长的斜率越来越陡，反应在税收上，是政府税收收入的迅速增长，因为没有税收的增加，政府不断增加的支出就只有依靠货币的财政发行来加以平衡，而这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是背道而驰的。
　　这样的救治政策，不仅导致了外生性货币供给的增加，而且也带来了内生性货币供给的异常增长。政府救市导致外生性货币供给增长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政府突然间增加财政支出，没有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配合是不可能做到的。但问题在于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如何造成内生性货币供应量增加的。
　　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加以理解：第一，政府实施财政扩张政策需要以增加税收为前提，由此引起的政府存款的增加会引起内生性货币供给之新的来源，我们不妨将此定义为挤入效应；第二，当政府进入一般产业领域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就会对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导致企业存款的增加，并使得内生性货币供给进一步增加。
　　综合以上各点，我们应该已经阐明了中国本次通货膨胀的形成机理。简单做个归纳，导致本次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不外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加紧缩性的产业政策和劳动政策、再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上这些政策叠加在一起，在导致境外套利资本大量流入的同时，又迫使沉淀在产业领域的固定资本纷纷变现，结果，在外生性货币供给和内生性货币供给双双增加的推动下，使得一般物价水平不断走高。
　　由此可见，本次通货膨胀与消费需求基本上没有关系。事实也告诉我们，居民消费的增长远比GDP增长和物价上涨的幅度要小得多，而且，消费占GDP的比重多年来也一直徘徊不前，甚至还有逐渐下滑的趋势。所以，本次通胀绝对不属于需求拉动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