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个道理对于一国的金融体系而言，也属微言要义。
国家经济的发展必需资金支持，从融资渠道看，既包括以银行信贷为代表的间接融资，也包括以股票债券为代表的、以资本市场为依托的、以流动性为转让和资源配置特点的直接融资。
然而现实的政策环境却是：货币政策往往回避资本市场 。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明确提到：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这就要求“积极的股市政策”应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量齐观、三箭齐发。特别是在金融政策的范畴内，希望我国的金融政策不再仅仅停留于货币政策的单一属性上，而是将股市政策（或资本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提并论，以充分体现和客观反映两种融资方式的现实需求。
总的看，我认为中国金融体系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重应达到50%对50%的水平。而现实情况却大相径庭。2010年，包括企业债、中票和短券在内，我国直接融资的比例大约达到社会融资总额的25%左右，如果只考虑证监会监管下的IPO、股票再融资、公司债和可转债，这个比例仅为10.6%。
这样的现实难免让人感到尴尬和不安。在笔者看来，“积极的股市政策”必须以直接融资比重的大幅提高和强大的资本市场为发展目标，迅速实现直接融资比重的翻番，从“十二五”的角度看，应该迅速提高到30%以上，争取到2015年，达到40%的水平，即“保三争四”。这也是“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原因。
反过来看，要实现这么高的融资额，则必须有“积极的股市政策”保驾护航。为此，就推行“积极的股市政策”，我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为股市正名，名正则言顺。要明确把“积极的股市政策”作为货币政策重要补充的提法，将间接、直接融资规模列入宏观安排，制定直接融资总量计划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利用储蓄资金充裕、流动性过剩的机会，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千军万马不能过独木桥，在市场层次上，要把主板、创业板、新三板配套发展，继续打破行政垄断；品种上要把公司债、衍生品和股票的多层次化引向深入。
第三，理顺监管关系。“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健全金融监管机构之间以及与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眼下，要在债券监管方面，迅速改变一行三会和发改委多龙治水的局面，理顺监管关系；长远，要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角度，要求一行三会、财政部和国资委均就落实积极股市政策制定出具体的细则，实现各部门的统一协调。
第四，扎实推进股市新文化建设。对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给予肯定，摘掉股民“赌徒”帽子，严格保护其合法权益，加大力度督促上市公司分红，减免红利税和印花税，严惩市场违法违规行为。
第五，对于限售股解禁后的卖出行为，要从提高股市政策公平性的角度进行监管。一方面，对国有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要从国资委、中投公司、国新公司层面，给予统一把关，明确社会预期，严防跑冒滴漏，缓解市场压力。另一方面，对其他股东的减持行为，要对其资本利得严格税收政策。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股市自当积极，更需被积极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