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房地产调控新政要推进到制度建设框架上。资源的价格、土地的价格、稀缺要素的价格，必然在经济转轨中经历从无价到有价、从低价到高价的演变。在此过程中矛盾不少，新的“价税财联动”的改革与制度建设是无可回避的。
　　保增长与惠民生的结合，要深入到体制改革、机制创新的层面，即增加有效制度供给。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是惠民生的纲，其它都是目，纲举目张。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增长质量，首先应以经济手段为主调结构、节能降耗、升级换代；其次，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促进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中的一系列现实问题都与民生息息相关。从短期到中长期，中国协调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挑战是多层次多角度的。我试图归纳几条，虽然在逻辑上不一定排列得十分清楚，但这些问题都是不可回避的，涉及长期保增长与惠民生的结合，事关如何落实可持续发展、加快发展方式转变问题。
　　第一，很多人热议的“汇率陷阱”问题。这包含两个角度，一是美国式货币强权，频频施压，要让人民币快速升值。这肯定是不行的，已有日本的前车之鉴。但同时，坚持独立汇率政策是不是就可以简单理解为维持现状？这也是不可行的。因为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人民币要在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逐步争取加入世界硬通货俱乐部，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崛起必然的选择。人民币国际化大致要经过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三大阶段。从目前的周边化往前走，最后要走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和较充分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只有如此，才可能最终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才真正可使人民币最终加入世界硬通货俱乐部并形成我们可得的“铸币税”。所以，在坚持自主的同时，还需把握好正确的汇率机制演进策略。
　　第二，被人越来越多提到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民生福利的改进往往滞后于较普遍的期待，公民意识、纳税人意识的增长，又带来越来越强烈的公众知情、参与、监督的诉求。因此，中国应该提防南美出现过的“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教训。我们必须注意到：如果没有整个综合国力的提升，从而在深层机制转换方面做出的支撑，以及没有从结构优化、节能降耗和有效供给方面对活力的充分提升，这种“福利赶超”误区对我们会有误导。如果一味讲眼前利益而解决福利问题有可能带来滞胀：一方面工资在增长，物价在推升;另一方面活力和效益跟不上，经济就会停滞下来。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学术讨论中，应该力求把它推到政策合理组合的理性框架里。
　　第三，环境资源的制约。资源、能源、土地等的稀缺性，在发展中必然凸显与强化之后，带来的是资产价格上升、炒作问题，并且越来越严重地困扰着我们。最典型的就是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我认为当下的房地产调控新政，一定要推进到制度建设框架上。资源的价格、土地的价格、稀缺要素的价格，必然在经济转轨中经历从无价到有价、从低价到高价的演变。在此过程中矛盾重重，新的“价税财联动”的改革与制度建设是无可回避的。处理得好则大惠民生。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方面这两年有进展，我们政策重点已经推进到了廉租房、公租房，而不是以前侧重的所谓“经济适用房”，但往前走还有很多难题需要协调。
　　第四，“三农”、“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等问题与弥合二元经济的历史过程。现在的内部讨论中，很多人已经意识到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经济体和人口大国，已经达到专家预测应有所改变的期限，以后何去何从？我认为应有新的人口政策设计。这个问题的合理解决，必然要与城市化过程和人口老龄化社会到来的挑战综合在一起，又迫切需要和弥合二元经济，以及进一步推进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高科技化，形成一个内在协调的、能够长久惠民生的历史发展潮流。这方面的协调把握相当复杂，管理部门当断需断。
　　第五，我国通盘的产业发展战略还面临着艰难抉择。吴敬琏老师几年前就强调说，要注意去占领“微型曲线”的两端，要争取跨越中国的重化工阶段而走出中国的发展新路。但迄今我国现实生活中，真正支撑经济增长出现蓬勃局面的还是重化工。如果说我国还不可能简单地超越重化工阶段，我们是不是还要极力追求少走弯路和超常规、跨越式发展？中央提出过“新型工业化”这个概念，但怎么样把其操作方案具体化，我个人观察现在的讨论还是非常模糊的。把新兴产业提升到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似乎是把产业发展于新兴领域的方案进一步清晰化、值得看重的思路。当然，某一新兴产业在全国和各地方，应有不同的位置和不同的选择，并不是中央规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任何省级行政区都可以全面铺开。这方面需要加强探讨，避免可能出现的误区。
　　第六，中央强调的提高两个比重和社会上热议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和比重问题相伴随的突出问题正是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这又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和收入差距问题相伴随的是不公平感。现在社会上为什么对物价这么敏感？其实，重要原因是物价问题已与其他社会矛盾以及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感交织在一起。日渐扩大的不公平感，最后都表现到对物价的关注上。对于收入分配问题，要承认其难度大、牵动感情和既得利益，但又非解决不可。
　　第七，反垄断和配套改革。现在我们面临生产要素价格怎样形成合理机制的新挑战，而财产价格、资源价格、人力资本价格、资金价格（包括汇率）等，这些方面的改革又必须和新一轮财政体制改革和税制改革相结合。我们的国资管理体系，需要在现有框架下做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如，我们大家都重视反过度垄断问题，但做起来难度很大。问题在于如何形成方案，把这些大思路落实。在正面突破不行的情况下，就需寻找其他路径。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实质性深化改革、继续“解放生产力”的一个足以最终影响全局的切入点。
　　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经济增长，但只有使经济增长中的质量与协调度得到不断提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一道提升，才会可持续地造福人民，才能真正、久远地惠民生。短期内一些事情，如以政策刺激、扩张措施“保增长”还是比较好做的。而化解既得利益障碍，实质性地调结构、促改革、转变发展方式，从而在中长期真正“惠民生”，则相当艰难。这样的难题，正摆在我们面前。保增长与惠民生的结合，一定要深入到体制改革、机制创新的层面，即增加有效制度供给。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是惠民生的纲，其它都是目，纲举目张。而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增长质量，就一定要：第一，以经济手段为主调结构节能降耗，升级换代；第二，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促进改革，化解社会矛盾。只有这样，才能够落实最高决策层关于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