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县搞一个体育馆花了8个亿，觉得很奇怪”，“政府、公共机构，浪费尤其严重，有些花钱也要跟老百姓打个招呼啊，都是纳税人的钱啊。中国政府花钱是最容易的，国外要通过预算讨论不是那么容易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审计署原审计长李金华日前在谈到地方政府的浪费现象时，再次大声疾呼花钱要节省。（《南方都市报》3月7日）
    李金华曾掀起一轮轮“审计风暴”并自称过“国家看门狗”，这位国家审计署原审计长对于“政府花钱最容易”的严厉批评，显然极具说服力和权威性。即使他不批评，“中国政府花钱最容易”的现实也是众所周知。从连日来许多代表委员在“两会”上对财政预算的关注中，从他们对“三公”消费的热议中，都不难得到一个直观和深刻的印象。
    “政府花钱最容易”从预算管理的角度看，首先显然还是一个预算公开透明的程度问题。近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已有不小进步——如交给“两会”审议讨论的政府预算报告，从过去薄薄几页纸变为50多页的“厚厚一小本”，但总体上看，尤其是与预算公开、财政监督的客观需要相比，目前财政预算的公开透明程度仍相当有限。这正如日前有委员和论者指出的，“看了今年的预算报告，我很难评判政府的财政收支是否合理。希望把账本更为明晰地告诉大家”，“一些关键性的数据，在政府财政报告中没有得到体现，如‘三公’消费”。
    充分彻底的预算公开，既是知情的前提，更是监督的前提。所以，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快实行财政预算公开，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如果预算账本过于粗略、笼统，人民无法精确细致地“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那有效的监督制约就无从谈起，“政府花钱最容易”的局面当然不可避免。
    以眼下舆论热议的“‘三公’消费零增长”和“民生投入增加”为例，它们如果缺乏更明细准确的预算数据支撑——“三公”消费的具体数字到底是多少、民生投入的更具体分配结构究竟怎样，其真实性和可监督性显然都要大打折扣。在现实的政府行政中，民生投入与“三公”消费、政府浪费，其实并不就是截然对立、不可兼容的。比如，“教育投入”一般都被认为是很纯粹的民生投入，但如果预算不细化、难以有效监督，它们也完全可能被转化为“三公”消费，如被教育管理机构、学校用来购置公车、公款招待等。再如，李金华批评的“一个县搞一个体育馆花了8个亿”，如此巨大的浪费，若预算公开和监督跟不上，完全同样可能被地方政府打扮为一项体育文化方面的“民生支出”。
    站在完整预算法治的高度来看，要避免“政府花钱最容易”的现象，除了预算的充分公开外，还须许多进一步的制度配套。如政府全部收入的预算化（禁止预算外收支的存在）、预算编制的立法化（让立法机关主导预算编制）、预算审查的专业化（增强立法机关预算审查的专业能力）、加大针对预算的违法成本。但是，“加快实行财政预算公开，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无疑是不可或缺的首要一步，否则，预算法治便很难真正起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