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黄建始最近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应当尽快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健康部”，在资源分配上优先考虑和发展医疗系统健康管理的能力。黄建始认为，医改的重点应当放在疾病预防、健康管理上，人们生病少、生大病少，“看病难、看病贵”自然就减轻了。
　　医改是当下社会各界高度瞩目的焦点话题。在医改渐次推进的语境下，黄建始先生建议将卫生部改名为“健康部”，听起来颇有新意。他的基本逻辑是，将卫生部改为“健康部”，在机构设置和资源分配上强化“健康部”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维护公民健康权利的职能，推动医改进入以疾病预防、健康管理为重点的新阶段。不过，在目前的国情条件下，又多少让人感到不容乐观。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新医改方案）提出，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四位一体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其中，在建立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方面，要“建立健全疾病预防控制、健康教育、妇幼保健、精神卫生……等专业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加强健康促进与教育。医疗卫生机构及机关、学校、社区、企业等要大力开展健康教育，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上述“四位一体”中，第一“位”与后面三“位”有着比较明显的分工——后面三“位”主要着眼于治疗疾病，第一“位”则主要着眼于预防和控制疾病，积极防止疾病发生、控制疾病发展。
　　对于上述“四位一体”，社会关注最多、寄望最大的是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名列第一“位”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反而较少受到关注。这反映了长期以来医疗卫生体制中“重治疗、轻预防”的偏向，以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年轻时拿命换钱（拼命工作挣钱），年长时拿钱换命（花钱治病救命）”的生活悖论。
　　在传统体制格局下，政府对于以疾病预防、健康管理为重点的公共卫生服务重视不够，投入不足，使得一些原本可以预防的疾病未能被扼杀于未然，一些原本可以控制的疾病发展成了无可救药的大病、绝症。这样的结果，反过来又使得医患双方都更加重视对已经生成的疾病的治疗，更加忽略对疾病的预防和控制，从而形成“疾病预防投入少——各类疾病多发高发——疾病治疗投入更多——疾病预防投入更少”的恶性循环。
　　于此而言，新医改方案将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列为“四位一体”之首，就不是一个随意的次序安排。这表明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疾病预防的极端重要性，并将在这方面加大公共财政和人力资源的投入。为此，公共卫生政策需要向基层工作和基础性工作倾斜，要培养一大批学校校医、社区医生、护士、营养师、健康教育师和健身专家，将日常健身、合理营养、医疗护理的理念引申到健康教育、健康管理和疾病预防的领域中，帮助国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形成清新健康的生活方式，树立预防为主、早发现早治疗的观念。
　　然而，正如教育改革最关键的功夫在教育之外，医改最关键的功夫也在医疗之外，能否将最优势的公共财政资源和医学人力资源从后期治疗转向早期预防，并不是医疗卫生主管部门一家能够决定的。以疾病治疗为重点的传统医疗卫生体制，承载了多个政府部门、公权机关的权力关系以及众多制药企业、医疗机构的实际利益，任何削弱或剥离这些权力和利益的改革，都可能遭到某些权力机关、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既有这些权力和利益日积月累所形成的巨大惯性，又有权力机关、利益群体明里暗里阻挠、反对所形成的巨大压力，如果不能获得其他领域改革的配合和其他力量的支持，医改很可能陷入进退两难、举步维艰的困境。
　　归根到底，医改绝不只是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医改能否进入以疾病预防、健康管理为重点的新阶段，显然不是把卫生部改名为“健康部”就可以大功告成的。医改不是简单的“改名”，而是一系列综合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必须同时进行包括财政体制、司法体制、人大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在内的多项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切实保障公众对医改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使相关的权力主体与权力主体互为制衡，使公众权利与公权机关充分博弈，形成发达的公众参与、均衡的社会政治生态和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缓解“年轻时拿命换钱”的焦虑），最终医改才能获得成功，老百姓才能从医改中享有健康的生活和生命的尊严。
　　如果医改能够深入到这一步，卫生部要不要改名为“健康部”，实在是一个无关痛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