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日前发布《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预算决算管理办法》，《办法》强调，对各有关部门编制的年度公务用车配备更新计划，财政部门应当按照公务用车管理规定严格审核，统筹安排公务用车购置费用，并实行严格管理。《办法》明确，应当将“公务用车购置”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单独列示。
　　我国的公务车数量之多、所费之巨，引起了民众的高度关注，坊间流传一个数据，“三公消费”达9000亿元之多，其中公车所费公帑在3000亿元左右。现在各大城市都在治理交通拥堵，主流的思路是“收费”，通过提高市中心区的停车费用，以限制车辆上路。这一措施之有效，在于车主对停车费用是敏感的，停车费增加了，车主愿意减少车辆的使用。显然，这对民用车辆是能起到限制作用的，可是，公车对收费是完全不敏感的，不完成公车改革，城市的交通拥堵治理就不会取得成效。这么多年来，民间一直在呼吁对公务用车进行彻底的改革，但此项改革尚未启动。即便是到底有多少公务车，政府部门也是讳莫如深，例如今年初针对日前有市民向北京市财政局申请公开北京市公车数量，财政局表明“无法单方披露”，初步承诺3月份后披露北京的公务车数量。
　　为什么公务车改革迟迟难以启动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项改革直接触及公务人员的自身利益。综观三十年的改革进程，举凡不涉及到体制本身的领域，改革就能很顺利地推进，如农村经营体制的改革便是如此。但一涉及到体制自身的改革，就变得分外艰难，如国企这些年来不断呈“做大做强”趋势，严重挤压了民间的投资空间，固然在2005年就颁布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36条意见，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但落实得相当有限，这无非是垄断国企阻挠的缘故。
　　英国近代杰出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在他的传世之作《经济学原理》的开篇即表达了一个洞见，主导人的行为选择的两大动机是物质利益和宗教，在这里宗教显然起到的是道德约束作用。推行公务车改革，倘若能增进改革者的利益，改革就能很快启动，若是损害了改革者的既得利益，这便与利益动机相违背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指望改革者血液中流淌的道德来推进改革，以高尚的道德来战胜自我的利益诉求，但这显然不太靠谱。
　　我们的改革还有一个经验是“渐进式改革”，如果改革的阻力太大，那么就慢慢来，先从容易改的地方改起，一点点地放开。这次财政部发布《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预算决算管理办法》，可算是一种渐进式改革，这一措施若能得以落实的话，总比以往与公务车有关的一应事务完全是一笔糊涂账还是要强一些。
　　然而，这项措施其实并不会减少公务车的使用费用。《办法》中很重要的一点精神是强调将“公务用车购置”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单独列示，这是将以往并不曾单独列示的费用说清楚罢了。在财政预算编制时，某项活动的经费列支是参照往年为基数的，无论这个数据是否单独列支，用车部门和财政部门事实上都是掌握的，此番强调更清楚地列支出来，那么往年的实际费用就成了新编预算中所核定数据的合理性来源，新核数据虽然是以往年为基数略有增减，这并不会对减少公务车开支形成强有力的硬性约束。
　　民间对公务车改革的诉求是清晰的，即大幅度缩减公务车的数量、减少公务车的用车开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期待决策层能真正拿出决心来，回应民间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