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指稀土行业污染的《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因属“十二五”期间国家环保部发布的第一个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和世界上首个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而格外引人注目。
　　中国稀土的开采、选矿、冶炼、萃取分离过程中的污染问题，已经引起各界强烈关注，更严格的污染控制势所必然。
　　与此同时，从出台标准中，解读出国家对稀土行业的管制加强，也并不意外。
　　对于中国而言，稀土行业是经济学所指“公有地悲剧”最典型的表现：
　　作为全球公认的战略性资源，中国稀土以５０％（有说法为３６％）的已探明工业储量，支撑全球９７％的产量，并超出全球实际需求一倍，其间的破坏性开采已不言而喻。加之产业链工艺落后、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出口竞争秩序恶劣……我们本应当引以为自豪的稀土，已被称为“稀土之殇”。
　　无论国际舆论如何反弹，作为国家共有资源，中国政府对稀土行业的管制都是无可非议的。
　　事实上，中央政府也遵循着管制思路做出了种种努力：对开采和生产实行总量控制；对资源进行整合；出台资源综合利用政策；实行投资项目审批制度；通过产业指导目录，限制外资进入；实行出口配额管理；取消出口退税并加征出口关税；禁止稀土初级产品加工贸易……
　　然而，稀土行业的混乱，似乎并没有随着管制的加强而有彻底改观。
　　其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没有达成利益共识：中央政府着眼于战略利益；地方政府则钟情于眼前利益。
　　全国范围内数量众多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令行业的负外部性难以通过企业间协议解决。不失理性的企业也只能随波逐流。解决问题主要应当有赖于各地方政府。
　　尽管上限只有３分钱／公斤的有色金属矿原矿资源税，并不足以发挥产业调节的效用，但因其属于地方税种而纳入地方财政，地方政府还是会趋之若鹜。
　　将资源税归为地方税种，某种程度上是承认共有资源的地方分割权利，从而给稀土资源富饶的地方天然利益。靠山吃山，地方政府不想尽办法享用这份自然恩赐就奇怪了。对于稀土这种独特资源而言，这并不是市场经济应有的范例。
　　通过排放标准的提高，乃至将来征收“庇古税”，或者实行排污权交易，将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也许能如专家所说，可增加企业７０％以上的成本。但如果不斩断地方政府与企业共谋的利益动机，环境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会变异成什么模样，谁能知道呢？
　　更接近治本的政策，或许是先将资源税调整为中央税种，然后大幅度提高资源税率，使其足以反映稀土资源的稀缺程度与战略地位，并实行从量计征与从价计征相结合的灵活征收方式。
　　只有以此大幅度压缩地方政府利益空间，稀土行业的规范才有可期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