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曾在不同场合谈到，考虑开展人民币加入SDR成分货币的讨论。本轮G20轮值主席法国总统萨科奇也宣示将致力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推动G20中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加盟SDR。
笔者认为，人民币进入SDR没有什么负面影响。特别是如果在SDR功能重新定位后进入，人民币就成为实质上的国际货币。不过，按IMF现在的货币条件进入SDR，中国需要认真考虑完全可兑换的风险。只要回避把人民币作为纯粹外汇交易货币的完全可兑换的要求，中国仍能把握人民币中间价的定价权，人民币对各国货币不会大幅波动，资本大进大出就仍得到有效管理。换句话说，能够在不完全可兑换的条件下，人民币进入SDR的国际化方式就不会带来巨大风险。
所以，人民币加盟SDR的途径选择，至关重要。
现在，人民币进入SDR有两条途径。第一条，达到IMF关于SDR成分货币的条件后进入。SDR成分货币有两个选择标准。第一，商品和劳务出口额也就是贸易和服务规模足够大，这条中国已基本满足。第二，确保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所选货币是国际贸易中最广泛使用的货币。按此规定，IMF必须寻觅到“自由运用”的货币，也就是说，在国际交易中普遍用于支付、在主要外汇市场上广泛交易的货币，也就是完全可兑换的货币。
实际上，要求在外汇市场上有足够交易规模，是目前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病之一。外汇脱离贸易供求关系的买卖，与买卖高风险虚拟金融产品没有区别，从根本上来说，是国际货币市场和进入市场需要改革的部分。而要达到第二个条件实现人民币完全兑换，或者说外汇市场上大规模交易人民币，现阶段对中国来说，风险显然很大。
若严格遵循IMF旧规加盟SDR，“旧规则”可能成为人民币进入SDR的巨大障碍。在最近一次例行成分货币调整时，IMF曾考虑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但最终被否决，原因正是人民币“自由使用度”未达IMF标准。IMF第一副总裁约翰·利普斯基在一次与中国财经媒体的对话中表示，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是个渐进的长期过程。也就是说，按部就班达标后人民币再考虑进入SDR，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完成完全可兑换的制度变革。这样会延缓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对稳定国际经济秩序不利，对中国的经济稳定也是不利的。
人民币加盟SDR还可尝试第二个途径，改革IMF关于成分货币进入SDR的条件，在不可完全兑换的情况下进入SDR。改革主要是针对第二项选择标准。外汇买卖本身并不应该被无限鼓励，外汇大规模炒作是现在国际货币体系制造危机的一大缺陷，应是SDR改革的对象。把缺陷当作条件来强调，缺陷就改不掉了。新定义的SDR成分货币功能，主要承担贸易方面的支付功能和适当规模的套利资金，并不需要成分货币完全可兑换，达到现在外汇交易市场的货币交易规模。人民币可以通过一些其他方法，实现部分可兑换，达到国际贸易支付规模和适当套利交易规模，不影响新SDR机制的运行。
笔者以为，现阶段可以推动扩大中国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推动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在香港特区挂牌、开设国际板股市三种海外人民币直接证券投资或准海外直接证券投资方式的发展，增加人民币的海外流动性，扩大人民币的海外交易规模，这能有助于达到IMF总裁最近提出的、人民币参入SDR的部分的完全可兑换的新指标。
另外，快速发展人民币结算业务，也有助于实现人民币部分可兑换的目标。有数据显示，去年6月之前，海外公司在香港开设的人民币结算户口只有1.5万个，现已达11万个。去年12月底，香港特区的人民币存款大概是3000亿，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占到了香港特区去年全部在亚太地区的50%。充分利用香港特区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优势，推动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是扩大人民币海外流通规模风险比较小的做法。
无疑，SDR的改革和人民币参入需要有执行计划。第一步是设计详细可操作方案，并论证可行性。第二步，联合G20集团中的利益相关国家达成对改革方案的共识，加强国际货币合作，共同修改共同推进。第三步，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问题上与各方博弈，特别是不要轻易触动美国在美元上的核心利益，但对改革“美元本位”的根本缺陷不能手软。
IMF第一副总裁利普斯基说，SDR确切定义和货币构成是紧密相关的两个问题，如果G20与IMF成员国决定扩大使用SDR，其后对货币篮子构成的讨论才会变得顺畅。如果五年一次调整的规则不变，人民币进入SDR货币篮子最早也要在五年之后。中国有更多时间来做充分的准备，如果规则改变，SDR改革加速，相信人民币部分可兑换的步伐也会随之加快，对此，我们理应有前瞻性的研判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