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教育部在例行新闻通气会上提出“我们希望大中城市的中职教育都能够招收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指出，中等职业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将是一种有益尝试，为将来实现农民工子女在打工地升学奠定基础。
事实上，为维护中职教育现有盘子计，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已对农民工子女入学开启了一扇“小门”。譬如，北京已招了1万人，上海招了6000人。
由于国家对应届毕业生之外的全体农村户籍、县镇非农户口或城市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中职学校学生每人每年发放1500元“国家助学金”，系对号入座发放，以及不少东部城市对本地户籍中职学生发放数额不等的“地方助学金”，在现有财政补贴渠道及发放方式不变的条件下，如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将以何种方式招收农民工子女入读中等职业学校，教育部并未明确。为避免引起地方之间的“利益计较”，农民工子女入读东部城市中职学校，很可能以“借考”方式在打工地参加中考，以“借读”身份入学就读。
不可否认，此举乃一石数鸟。但政策之所以松动，很大程度缘于大中城市户籍的中职生源不断萎缩、现有中职学校连年成批“倒闭”之残酷事实。简言之，补充中职生源，已成为维护东部中职教育发展的最重要抓手。鉴于中职毕业生是企业技工队伍的第一来源，一旦东部城市的中等职业学校向农民工子女开放大门，若干年后，东部“技工荒”亦能得到一定缓解。
查2002年到2010年各年度“上海教育工作年报”的同类数据，可以归纳出3条耐人寻味的“曲线”。它们分别是投入及政策扶持量化曲线，历年中职生源变化曲线，历年中职学校数量变化曲线。篇幅所限，我们对后两条“曲线”所披露事实作简略分析和归纳：
2002年，上海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24.77万人，学校总数215所。可到了2010年,中职在校生降至15.75万人，学校总数降至101所。在此要特别说明的有两点：一是近年来上海中职学生总数和学校总数呈逐年双降状；二是同期政府对中职学校的财政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却年年加码。上海中职教育持续的“两降一升”并非国内孤案，整个东部的大中城市状况皆大同小异。
一面是中职教育存量资源利用率不断下降，而投入持续增加（当然，增加投入乃必须），另一面是大量农民工子女渴望接受中职教育、将来能加入技工队伍，却因种种政策障碍处于“山阴不管，会稽不收”的尴尬境地。此情形长期未能改变，而东部企业“技工荒”却逐年加剧，在经济社会层面形成多输局面。
暂不剖析形成这一难堪局面的内在机理，我们只想指出，这些年，由各级政府直接给力的惠民实事越做越多，可毋庸讳言的另一尴尬事实是，许多具体的民生事项得到改善，但民间的不满和怨气却并未随之消解，反倒有加剧之势。常有官员就此感慨，表达不解，流露委屈。是啊！这是为什么——容我们直言，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做好事也讲究时机和火候——总的原则是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宜一次性解决就不可拖泥带水。顺此思路，再分析东部城市向农民工子女开放中职教育一事，如果新世纪初或“十一五”期间，就照此设想实施，那么在东部中职教育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政府投入物有所值之外，更重要的好处是，东部城市企业的“技工荒”很可能早些年就已化解。
现实中，针对一系列民生纠结，政府出面“解结”的时机选择，往往会慢上一拍甚至数拍。譬如今天国务院要开会研究调高个税起征点，其实这件事迟早都得做，可有关部门却患得患失，请出一帮学者专家连续几年“弯弯绕”……现在可好，尽管调高起征点已指日可待，但老实说，已经错过了“效果最大化”的时间窗口。且撇开各种大道理不讲，大帽子不戴，光从做好事总要争取留个好口碑计，务请政府做好事时务必遵循“三宜原则”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