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欲来风满楼，近些年热议不休的个人所得税调整终于有望进入实质性一步。作为年内改善民生头一件事，温家宝总理表示国务院周三召开讨论个税起征点调整，引发公共空前关注，各类投票如火如荼。从某微博的投票来看，约有一半人支持设立在5000元，而对比几年前茅于轼先生提出的8000元标准，这显然与此前媒体报道的政策目标2500元到3000元有所距离。
　　民众期望值与潜在政策目标的背离，不仅在于不同利益出发点，更折射出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固有弊端。从经济学而言，个人所得税有增加税源以及收入调节两重意义，而一直以来，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创收意义明显大于调节作用。
　　从历史相关数据来看，实行分税制以来，个人所得税几乎是收入增长最高的税种；当前在全国范围名列第四税种，在某些地方比例甚至更高。2010年，个人所得税实现收入4837.17亿元，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6.6%，同比增长22.5%。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增速则远落后于个税增长，呼唤调整起征点声音此起彼伏。根据统计局数据，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增长11.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仅为7.8%。
　　与个人所得税收入的高歌猛进对比，相关制度推进却显得裹足不前。五十年代即有“薪给报酬所得税”名目，但是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法规，90年代后个人所得税增长迅猛。近年来人们收入稳步攀升与资产价格膨胀，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涨幅度却相对有限，起征点从800元、1600元上升到今天的2000元。从2003年起，社会各界多次要求改变个人所得税制度，甚至也将税制改革纳入十一五规划，但是迄今仍旧缺乏根本性变革，严重滞后于社会变化。
　　饶是如此，仍旧有不少学者指出在全国9成人均月薪低于2000元的情况下，如果提高个税起征点，显然富人受益更多，月薪一万少交的税肯定比月薪三千多。然而，逻辑真是如此么？
　　首先，随着人工成本上涨与通货膨胀，不少熟练农民工的月薪在东部地区早已经超过2000元，普通工薪阶层更是普遍超过两千。从2009年数据来看，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8199元，东部更高。不少地区的最低工资也一提再提。如果发展到连低端农民工都需要缴纳不菲个税，试问这样的起征点是否体现了人性化与公正呢？
　　其次，按照官方定义年薪12万为高收入群体，这些群体在一线城市也显得压力重重。某媒体曾经举出一个月薪4万难以养家的案例：“三险一金”交0.3万元，个人所得税交0.8万元，每月到手的差不多也就是2.9万元，除了公积金，每月还得还房贷1.1万元，算下来亦所剩无几这里所论还只是个人所得税，尚且不包括燃油税、印花税、营业税、增值税等隐形赋税。难怪前两年福布斯全球税务负担指数中中国名列前茅。
　　当前所得税格局之下，工薪阶层显然成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主体，超过六成的个人所得税来自工薪阶层，这一势头迄今尚在增加：2011年，工薪收入所得税同比增长26.8%，高于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与劳务报酬所得税收入增速。对比国外情况，大部分个人所得税其实由富人阶层承担，比如新加坡，2成人口承担了超过9成的个人所得税，美国则是年收入10万以上人口承担6成个人所得税。由此可见，不仅低收入群体感受到税收压力，夹在中间的工薪基层实际上成为个税影响最大的群体，而这一群体往往被视为中产阶层及其替补队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第三，即使确实大部分人收入在两千元以下，那么期待通过对高收入群体课以重税来实现“劫富济贫”是否可行呢?显然不是。赋税越重，越有逃税的动机与激励，何况当前灰色收入盛行与诚信文化缺失，从12万元以上个人自行纳税申报的境况可可见一斑。在经济学上，拉弗曲线形象地解释了这一情况：当税率低于某一水平时，税率越高，政府税收越高；而当税率增加超过这一水平之时，税率越高，随着成本提高、生产减少导致投资减少、收入减少死循环，政府税收越低。这也成为上世纪80年代西方减税的主要政策渊薮，羊毛毕竟出在羊身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总结来看，个人所得税制度既然没有体现公平，亦缺乏效率，提高个税起征点显然尤其必要，同时也不该止步于此，相关配套税制改革应该着手推进，比如将分项征收形式变为综合征收、区别化对待地区差异、征收对象由个人向家庭征收转变等等。
　　在一个贫富差距不断增大的社会，将任何问题引向贫富之争无疑容易获得道德正义感，然而却造成某种误导。每个纳税人都是平等的，也享受置疑的权利，从低收入群体到高收入群体皆然。如果民粹地把“与民争利”问题引向“防止富人受益”，不仅无助于缓解真实存在的民生压力，也遮蔽了根本改革个税体制问题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