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过去10年间的两次通胀相比，此轮通胀的成因更为复杂，属“混合型通胀”， 因此，治理这轮通胀需要根据新的形势有新的思维、新的思考，不能简单地从需求面上下功夫。笔者认为，治理混合型通胀在总体思路上，可以从“抑投资需求、保供给、改变社会通胀预期、多种政策综合并用”着手。
　　所谓 “抑投资需求”，是指通过抑制社会总需求过快扩张来避免通胀预期进一步强化。抑制社会总需求的措施，主要是适当控制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投资增速，严格控制大项目，控制流动性，货币政策逐步回归到常态甚至可以适当偏紧一点。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目前主要靠大量投资带动，如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4万亿投资计划，使我国相对平稳的度过了经济衰退，但这一巨大投资也埋下了此轮通胀的隐患。尽管今年各地普遍调低了“十二五”期间的经济增速目标，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均定在15%至20%，但考虑到今年是“十二五”开局年，各地投资的欲望依然强烈，投资增速超过预定目标的可能性较大。据统计，过去两年我国新增贷款达17.54万亿，已是世界上广义货币供应量最大的国家。虽然央行已连续７次上调准备金率、3次上调利率回收流动性，但市场流动性依然很充足。今年央行全年新增信贷目标较去年7.5万亿元左右的规模要有所下降，但考虑维持较高增长率的需要，货币供给不可能下降太多，而且从以往货币政策的执行经验看，最后的货币量往往会超过当初的设定目标。
　　“保供给”，指的是要保证粮食和其他一些主要农产品以及劳动力的供给，这个是由于当前我国面临着干旱与用工荒所决定的。
　　在我国CPI体系中，食品价格占三分之一比重，它和与之相关的农产品价格的走高意味着通胀逐步走高。因此，控通胀的首要任务是控制食品类价格的涨幅。当前我国夏粮产区正遭遇严重旱情，山东、河南、河北等8省冬小麦主产区旱情严峻。虽然政府已出台了扶持粮食生产的10条措施，但旱情对今年农产品的供给肯定会产生影响，如何保证农产品生产和供给是今年农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由于我国农民工后备力量逐步减少以及中西部地区用工需求明显增长，前几年就已引起关注的“用工荒”现象愈演愈烈，在今年表现得尤其突出。据统计，我国现在的农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时减少了600多万人，3年差不多少了2000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预计在2017年、2018年，我国总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负增长。如果劳动力持续短缺，供不应求的话，肯定会进一步抬高用工成本，影响物价水平。
　　“改变社会通胀预期”，指的是正确引导和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及心理因素，防止由预期引起的资产价格泡沫和结构性通胀。根据经济学理论，社会通胀预期对通胀起了重要作用，尤其在短期，预期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它从三方面传导至通胀：一是通胀预期使得公众不愿意持有货币，致使货币流通速度加快；二是通胀预期使得名义利率提高，企业成本上升，为维持利润不变而提高产品价格；三是通胀预期使得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和其他福利待遇，从而提高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因此，政府在抗通胀过程中，要尽最大努力为公众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预期的环境。对于当前我国所存在的社会通胀预期，成因主要是由于不断高涨的房价所带来的资产泡沫。在过去10年，全国名义GDP增长了2.8倍，CPI上涨了22%，房价却涨了5倍。而在房价高企，又有着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发达国家低利率的环境下，无论如何使用调控工具，货币政策的效果总会被不断提高的房地产价格和涌入的流动性所抵消。此外，高涨的房价只会进一步推动消费者要求增加工资以及降低消费，不断强化社会对通胀的预期。因此，要想改变社会通胀预期，就必须控制住由房价带来的资产泡沫。
　　面对今年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通胀因素，仅仅依靠某个单一手段已难以治理国内的通胀形势。正如央行行长周小川早些时候出席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表示的那样，抗通胀要运用所有货币政策工具。其他部门也应像央行一样，抗通胀也需要综合运用所有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措施。从供给、需求、财税、货币、外汇到行政手段，通过采取系统的应对方式，多管齐下，有保有压，应能在治理通胀和经济增长中寻求到最佳的平衡。
　　例如，针对成本推动型的物价上涨，就该在促进技术创新、给企业减轻税负等方面创造条件，鼓励企业更新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并积极引导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增强消化高成本的能力。
　　对于因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应借助于外汇储备，加大海外资源能源投资和合作力度，在保证供应的同时，增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对能源商品、基础原材料、大宗农产品的谈判能力和定价话语权，以降低国际依存度和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另外，让人民币适当升值，也是治理输入性通胀的最有效方式。
　　对于农产品产量因灾害性天气影响而下降，应当采取倾斜政策，从增加供给入手，鼓励、利用价格基金支持扩大相关短缺农产品生产、完善强化大宗农产品储备体系并及时进行储备投放等举措。对于资金炒作或利用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健全和不规范而涨价的现象，应采取行政手段予以坚决打击。而对于油、电、水、气等垄断行业产品价格的上涨，应采取价格管制措施严格控制，不宜过快、集中进行资源能源价格机制改革，以减缓叠加效应。另外，应通过财税政策增加对低收入人群的适当补贴，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从而间接提升整个社会的通胀容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