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温总理在做客新华网、中国政府网时表示，十二五规划确定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是7%。这一增速目标比政府十一五期间规划的7.5%增速有小幅度下调。我们认为，下调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目标既是中国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的内在需求，也是政府主动致力于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需要。
十一五期间，我国实现了年均11.2%的增速，这是与期间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生产要素保持了比较平稳增长的态势有关，如就业人口增速年均增长0.7%。而就十二五来看，主要生产要素增长的下降以及由此产生的价格快速上升都将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
如从劳动力供给来看，十二五期间随着我国劳动力人口红利效应的递减，劳动力增长率将大幅减速，社科院预测，2013年到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实现零增长，并从此进入负增长，劳动力供给将逐渐减少。这就意味着劳动力价格未来几年会出现比十一五更快的增速，尤其是缺口更大的低端劳动力价格上涨速度将会更快。
从资本积累方面来看，我国2005年至2009年的增速为18.9%，这样高的资本积累速度主要源于中国较高的储蓄率，但十二五期间我国人口加快老龄化趋势的形成，如2005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1%，201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2%，2015年我国60岁人口占比将达到16.7%，这将增加国内储蓄率的不确定性，资金价格也将因此而提高，而这种情形还可能伴随着十二五期间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而显得更加突出，从而对固定资本形成的增速构成压力。
再从资源供给来看，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量少，经济增长已经开始受到资源和环境约束，如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8.5%，而消费的煤炭占世界的46.9%、钢占46.4%、石油占10.4%。十二五期间，各类战略性资源（包括水资源、矿产资源和能源）还将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越来越大的制约，从而使得经济发展的高成本在所难免。
因此，单纯从提供我国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总量来看，我国十二五期间经济潜在增速小幅下降在所难免，0.5个百分点经济增速的下调也基本反映了这种下降空间。
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速之所以能保持较高增速，是与外需快速增长有紧密关系的，如即使考虑到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于我国经济的冲击（当年净出口拖累国内生产总值3.7个百分点），近5年外需增长对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的平均贡献仍能达到1个百分点，而十二五期间这种形势将有所改变，原因在于海外发达经济体经历较长时期的“去杠杆化”会减弱需求增长动力，我国长期出口大规模增长使得出口份额占全球贸易比例超10%后也面临更大的国际压力，这些因素都将迫使我国改变大规模扩大出口战略，而转为追求更为平衡的贸易战略。十二五规划建议已提出，要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形势，促进贸易收支基本平衡。
这意味着十二五期间净出口带来的增长贡献将会趋减，我国经济增长也就不得不更多依靠内需增长。而从目前来看，内需中的投资增长潜能已经不大了，对GDP的贡献将低于十一五期间每年平均6.1%的增速。这就使得消费增长对于十二五期间GDP增量的边际贡献至关重要，而消费增长向来变化都是比较缓慢的，尽管近2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诸多消费刺激政策，但消费对于GDP的贡献仍基本稳定在4个百分点左右。
因此，从需求动能来看，我国十二五期间GDP增速也将相对于过去5年有小幅下降，而这并非是件坏事，它可为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质量、效益的提高腾挪空间。
进口的大幅度增长虽然会压低净出口对于GDP增速的贡献，但关键设备和资源的进口却对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2010年以来，我国计算机集成技术、机械设备、运输工具分别增长78%，39%，52%，都创出了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些高新技术以及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大量进口有利于我国未来几年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诸多可能使十二五期间投资增速放缓的因素都有利于消费增速的提高。如劳动力价格的快速增加，储蓄率的见顶回落虽然不利于投资增速，但都有利于支持消费比十一五期间取得更快的增速，而当消费增长对于GDP的带动作用逐渐增强的情况下，以“社会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增速也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改变我国二、三产业失调，第三产业严重滞后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通过适当下调十二五期间的经济增速目标，还可以降低地方政府过度追求经济增速的动力，引导他们更多的把经济资源投入社会民生事业，而不是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当民众的生活幸福感因此而提高，社会创新能力的激活也将是很自然的，而这无疑有利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从而有利于化解十二五期间及以后“物化生产要素”增长受限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压力，并为中国经济增长真正转向“质量和效益主导型”开拓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