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由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厦门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共同举办了“中国宏观经济高层论坛——控制通胀与保障民生”，主办方代表、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徐一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财政部综合司副司长汪义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天则研究所张曙光等有关专家学者等100多人参加了会议。论坛就目前社会上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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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局在2011年不能持坚决态度，采取强有力措施，始终有效抑制过高经济增长冲动，防止通货膨胀上升，尤其是控制M2增速使其回归正常水平，那么，通胀压力将进一步加剧。如果M2增速能够控制在14%，那么，2011年的CPI有可能从基准模型预测的5.4%下降到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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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并不是降低通货膨胀的有效方法，同时对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影响也不大；反而有可能加重国民经济对投资的依赖。因此，试图通过人民币升值来调控通货膨胀的方式不利于当前调结构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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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之间的税负基本一致。这样的税制安排显然是不太公平的，不利于缩小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不利于扩大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因此，必须尽快进行所得税结构调整，实现公平税负。
2月26日上午，厦门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在京联合举行“控制通胀与保障民生——中国宏观经济高层论坛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2011年春季预测发布会”，发布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2011年春季预测报告。报告认为：2011年中国经济将延续2010年态势，GDP将增长10%以上；但是通胀压力较大，CPI指数可能突破5%。为了有效控制通胀，宏观经济当局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应适当抑制各地的经济增长冲动，在政策措施上严格控制M2的增长速度。
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是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合作开发的一个以转型期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为背景，以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为基础，以先进的宏观经济建模技术为支撑，利用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构建出的，以需求为导向的，旨在进行短期预测的宏观经济动态计量模型。模型采用结构性方程组，不仅可以进行宏观经济预测，而且可以进行政策模拟，定量评估被评估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双方研究人员自2005年起研制这一模型，2006年7月，CQMM模型投入使用。自2006年7月开始，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课题组每年两次定期在北京和新加坡发布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报告，公布课题组对中国经济未来两年八个季度的主要经济指标的最新预测、对相关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政策模拟的结果和宏观经济政策建议。本次发布是CQMM的第十次预测报告发布。
在过去五年里，根据研究需要，课题组对CQMM模型做了许多重要改进。最初的CQMM模型只包含投资、消费、进出口、外汇储备和货币五个模块；经过多次改进和扩充，目前CQMM模型已扩展为9个模块109个变量，模型的功能大为提升。本次预测，模型在数据处理上又做了重要改进，首次在中国发布了与国际接轨的年度化季对季增长数据，更为准确地刻画宏观经济的动态。
从过去5年的运行情况看，CQMM不仅弥补了当前国内年度宏观经济模型难以有效进行短期预报的不足，而且能够把握和刻画中国经济结构在较短时期内较大转变的事实，成为政府机构、研究机构及企业单位赖以进行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的重要依据之一。CQMM的研制与运行为改善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必要的智力支持。
本次预测是CQMM模型的第十次预测。本次预测的主要目的有：(1)基于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对2011年和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趋势展开预测;(2)模拟现行的通货膨胀对城乡不同收入群体收入与消费行为的影响；(3)模拟分析人民币升值对抑制通货膨胀的有效性；(4)依据模型模拟结果，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评价与展望，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本次报告认为：201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10.3%的增速。但是仍然延续了“投资驱动”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政府主导型投资在外部市场逐步恢复时没有及时退出，导致总投资因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同时增长而快速扩张，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在食品及居住类价格的推动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侵蚀了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抑制了全社会居民消费需求扩张，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持续下滑。这说明，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尽管已受到高度重视，但其实现仍须努力。
2011年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货币政策转向稳健，并确定了4%的通胀目标。尽管年初通过调高存款准备率和利率紧缩流动性，但是，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各级政府加快增长欲望强烈，信贷扩张压力依然很大。因此，2011年M2增速很可能突破目标水平，达到18%。模型预测，2011年GDP可能增长10.13%；但CPI将上涨5.4%，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可能上涨至7.92%，GDP平减指数将提高到8.55%。2011年按现价计算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将为27.45%，比2010年提高2.88个百分点，表明通货膨胀压力依然来自投资需求扩张带动的价格上涨。
此外，受人民币升值影响，2011年进出口增速可能回落。以美元、按现价计算的出口同比增速预计为22.3%，比2010年下降9.15个百分点；进口增速预计29.81%，比2010年下降9.68个百分点。贸易顺差减少的态势还将持续。受通胀影响，2011年按不变价计算的居民消费总额增速可能降至7.41%，比2010年下降5.74个百分点。
预测结果表明，如果当局在2011年不能持坚决态度，采取强有力措施，始终有效抑制过高经济增长冲动，防止通货膨胀上升，尤其是控制M2增速使其回归正常水平，那么，通胀压力将进一步加剧。如果M2增速能够控制在14%，那么，2011年的CPI有可能从基准模型预测的5.4%下降到4.15%。其他价格指数如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GDP平减指数也会较大幅度下降。但是，M2增速下降会导致投资增速明显下滑，使GDP增速从基准模型预测的10.13%下降到9.37%。为保证民间投资需求的正常扩张，2011年应控制好以国有银行信贷扩张支持的政府主导型投资需求的扩张。在民间资本投资需求全面恢复后，必须坚决地抑制各级政府主导型投资的扩张。
报告就通货膨胀对城乡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进行了政策模拟。假设发生一次性通货膨胀冲击，使CPI涨幅从1.5%提高到4.5%，模型计算发现，农村居民CPI的上涨幅度将高于城镇居民CPI涨幅；城镇家庭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将因通货膨胀下降3.7%，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将下降7.92%；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支出将减少2.72%，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支出将减少7.92%。总的来看，CPI上涨对农村居民的冲击大于城镇居民，对低收入群体的冲击远远大于高收入群体。
针对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最近提出的人民币加快升值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实现中美贸易平衡的看法，课题组进行了政策模拟，假设人民币连续两年平均每年对美元升值15%。模拟显示，人民币升值不是降低通货膨胀的有效方法。原因是：(1)中国目前出口对汇率变化缺乏弹性；(2)虽然人民币升值可以导致一般贸易进口增速加快，但加工贸易进口增速将下降，两者相抵，总进口没有明显变化。人民币升值通过进出口贸易减少总需求、最后作用于通货膨胀的效果有限；(3)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国内物价受进口物价影响不大，这也降低人民币升值对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在结构调整方面，人民币升值虽然能够使净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减少对外需依赖。但内需增长主要靠投资增长率上升，无法提高居民最终消费的增速。这意味着人民币升值有可能进一步加重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需求的依赖程度，不利于发展方式的转变。
根据上述分析，课题组提出下述政策建议：
1.当前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进一步明确态度，在控制通胀与追求增长之间做出权衡。
尽管2011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已经比较明确。货币政策转向了“稳健”，并在年初通过调高存款准备率和利率试图紧缩流动性，但是，宏观经济政策必须正视正在形成的通货膨胀危险，充分考虑我国现行经济格局形成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各级政府都有着强烈的加快发展冲动。最近各地通过的“十二五”规划以及正在召开的地方人大，促进地方经济加快发展的呼声很高，虽然，不少省市的“十二五”规划已经略微调低了增长目标，但大多仍在10%以上，有相当部分地区更提出未来五年翻番的目标。2010年，有29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增长实绩较大幅度地超过了全国增长率。如果今年中央政府不持坚决态度，采取切实强有力措施，整个经济的增长冲动将难以遏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8-9%的增长率、4%的通货膨胀目标，6.5万亿元的信贷规模，以及14-15%的M2增速可能难以达到。因此，当前必须进一步明确态度：在控制通货膨胀与追求经济增长之间做出权衡，并在二者的数量组合上做出明确选择。
2.要实现将通货膨胀控制在4%的政策目标，就必须坚决地将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9%左右。
目前通货膨胀的主因还是各地对速度的追求以及因此产生的投资需求过度扩张。要抑制住投资需求的过度扩张，就要控制经济增长速度。如果不将速度控制在9%左右，今年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就很难实现。对投资资金来源的投资增速的预测结果表明，控制好以国有银行信贷扩张支持的政府主导型投资需求的扩张，是控制投资需求过度扩张的关键。在民间资本投资需求全面恢复后，必须坚决地抑制政府主导型投资的扩张。然而，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对GDP增长的追求、要素价格扭曲所导致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都使政府主导型投资难以受到遏制；粗放型民间投资需求也不能得到有效抑制。因此，问题的关键是中央应该在保证经济增长和限制通货膨胀之间有所权衡，有所取舍：如欲维持10%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率则可能突破5%。如果希望将通货膨胀控制在5%以下，就必须下决心整治各地在GDP主义主导下的增长饥渴症，控制经济增长速度，将其抑制在9%左右。政策模拟结果显示，调整M2增速对降低通货膨胀非常有效。因此，要控制通货膨胀，必须有效地控制M2；即当前的货币政策还需要进一步紧缩。控制了信贷，投资将会明显下降，2011年的GDP增速将从10.13%下降到9.37%；但是2012年GDP却会从9.45%上升到10.03%。政策模拟结果说明：做好了“十二五”开局之年的工作，妥善控制通货膨胀之后，将有利于后续年份的经济良性发展，反之，欲速则不达。
3.务必使各级政府充分明确：当前控制通货膨胀是促进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政策措施之一。
虽然，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较长期的任务，控制通货膨胀可以视为短期经济政策。但是，在目前，控制通货膨胀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因为，当前投资扩张冲动难以抑制正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因，“投资驱动、出口拉动”的出口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导向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投资扩张冲动难以抑制的根源。而在这样经济发展方式下，经济增长率可能因此较高，但是居民的收入从而消费需求却难以扩大，总需求结构难以发生根本性转变。CQMM本次预测表明，不控制通货膨胀及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2011年的最终消费率还将持续下降，与此同时，以食品价格及住房价格高涨为特征的通货膨胀实质性地侵蚀了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进一步压缩了总需求的扩张，加剧了宏观经济的结构失衡。因此，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抑制通货膨胀，首先必须控制投资过度扩张，也就有利于适度降低投资率；抑制通货膨胀，将使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得以保障，有利于增加消费，这些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经济结构，实际上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务必使各级政府充分明确：在当前，控制通货膨胀同时也是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应当把它作为落实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政策措施之一予以落实。
4.必须充分重视通货膨胀对不同收入阶层尤其是农村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影响，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
研究表明，近十年来，不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态势没有显著变化，而且城乡居民不同收入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之中。2010年食品价格上升进一步扩大了城乡以及不同收入家庭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CQMM的模拟显示，如果CPI涨幅比实际值提高3个百分点，即达到4.5%时，那么，城镇最高收入户所面临的CPI将会是4%，而农村低收入户所面临的CPI将会达到是6.3%。农村低收入户的人均实际纯收入将下降5.32%，而城镇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不过下降1.52%。农村低收入户的实际人均消费支出将下降7.27%，而城镇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实际消费支出不过下降1.06%。因此，必须充分重视通货膨胀对不同收入阶层尤其是农村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影响，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
因此，课题组提出：在当前的通货膨胀形势下，需要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以制造业为主的劳工工资水平，以保障城乡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课题组在此前发表的报告中就提出在“十二五”期间，必须逐步提高劳工工资，并认为它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切入点。在本次报告仍然坚持这一观点。原因是尽管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在逐步上升，但是，与此同时，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也在迅速上升，而且上升幅度明显超过劳动报酬增长速度。从而，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在劳动报酬提高的同时逐年下滑。通过计算并比较对中国出口产品最具潜在竞争力国家的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可以发现，中国的制造业至今仍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此外，中国在基础设施、国内市场、产业配套等方面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可以今后一段时期里即便较大幅度地提高中国的劳工工资水平，也不会因此而丧失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因此，当通货膨胀正在侵蚀城乡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影响他们的消费水平时，必须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尽可能地保障他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
其次，必须着手所得税结构的调整，促进城乡不同收入阶层居民之间的税负合理。因为，现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目前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之间的税负竟然是基本一致的。1995年我国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收入之比为90.4%，高收入家庭为91.2%；2000年我国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收入之比分别为99.4%和99.5%；2005年分别为93.9%和92.1%；2009年为91.1%，91.1%。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城镇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之间的税负基本一致。这样的税制安排显然是不太公平的，不利于缩小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不利于扩大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因此，必须尽快进行所得税结构调整，实现公平税负。
第三，必须采取切实措施，扩大财政支出用于真正的民生领域的比例，切实保障经济保障房的建设资金到位。进一步提高城乡公共服务的提供水平与标准。
5.人民币升值要适当，不宜过快。应保持人民币相对稳定的汇率政策，特别是不能将人民币升值作为控制通货膨胀的主要工具。
首先，人民币升值并不是一个降低通胀的有效方法。其次，中国出口对人民币汇率缺乏弹性，人民币在连续两年的时间里升值15%，仅能够导致出口增速小幅度下降虽然人民币升值可以导致一般贸易进口增速的加快，但由于加工贸易进口增速的下降，两者相抵，总进口增速变化幅度仅在1.5%左右。而且，国内物价受加工贸易进口的影响非常小，因此，人民币升值通过进出口贸易渠道最后作用于通货膨胀的效果相对有限。最后，人民币升值虽然能够使净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同时也会带动实际投资增长率的上升，但难以影响居民最终消费的增速。这意味着人民币升值有可能进一个加剧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需求的依赖程度，不利于发展方式的转变。
会上，各新闻媒体和有关专家就各自关心的问题做了提问和解答。
问：有金融方面的专家提出，今年的货币政策可能还会进一步收紧，那么在货币政策收紧的环境下，如何使中小企业的信贷，或者说非政府信贷不受到影响？
答：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资金市场的改革滞后。最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不要用信贷规模总额来观察，而要观察全社会资金总量。它包括了很多非银行贷款带来的资金的变化，这部分的变化，其实我们了解非常少。在固定资产投资里面，76%都有自筹和其他资金，那么这些自筹和其他资金，筹集资金的成本多大？不大清楚。所以说，中小企业确实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
问：不久之前国资委有个发布会，说国企的资产其实是国家的一笔储蓄，以后可以拿来用做社会保障方面，尤其是应对老龄化社会。请评价一下国资委的这个表态。
答：国有企业如果说承担了政府的公共职能，那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是如果国有资产是与老百姓争利的，那是有问题的。比如咱们央企的房地产企业，如果是真正去承担保障性住房，是很好的事情。但是现在的央企房地产企业没有一个去承担保障性住房，而是都在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上去争，为什么地王主要是央企呢？因为他财大气粗。再比如，贷款问题，国有企业贷款的成本低于其他企业的贷款成本。大概一般的企业的成本是三点几，国有企业是二点几。
如果说央企真正承担了政府的公共职能，满足了社会的公共需求，可以说它是政府的储蓄，但是现在的国有企业没有做到这一点，这就是一个空话。
再说一个问题，咱们现在央企上交利润从原来的5%，10%，提高到15%。去年交了440亿，数量不多。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央企的利润和租金没有分开，把国有企业的效益虚拉上去了，你如果把租金部分扣除，他的效率有多高？咱们很多的央企上市了，现在都有股票期权，股票期权是按利润来评价的，把租金变成了利润，等于这些期权持有人多占了一块，因为他不应该按那个利润去行权。应该是先收租，再分利，然后收租和减税同行。
问：在今年的两会上，大家可能会讨论关于新农村的问题，现在中国农村发展还不是很平衡，那么财政部在这方面，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政策去推动中国农村的发展？
答：在新农村建设方面，财政部对三农问题一直是非常重视的，把三农工作放在整个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从实际情况来看，其实这几年财政支持三农的工作力度非常大，不仅强农惠农的政策力度大，而且得到了比较好的落实。这些年来，如果从总量来说，中央财政也好，地方财政也好，尤其是中央财政对三农投入的力度，中央财政直接用于三农的支出，这些年都是高于支出的平均增幅，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支持三农的整个比重在提高。
问：想问课题组一个问题，报告中预测的CPI数据比较高，M2的数据也比较高，那么是不是货币政策有可能在一定的时候有一个放松？如果有的话，是在什么时候？
答：虽然货币政策今年已经转向稳健了，但是我们考虑到今年作为“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还有各个地方政府也正值换届选举。在这个情况下，今年各个地方政府追求GDP增长的积极性还是非常大的。因此，尽管货币政策可能预设货币供应量增速在14%到15%这样一个目标，但是在我们的模型里判断，货币供应量水平可能会超过这个目标，增速达到18%。所以，货币政策可能在三四季度有所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