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对美出口快速增加导致日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美国针对日本实施了一系列旨在限制日本对美出口的措施，但日美贸易顺差问题并未得到缓解。于是，美国将矛头转向金融领域，要求日本开放资本市场和日元升值。双方通过一系列的谈判，最终达成“广场协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课题组
■课题总负责人：卢中原
■研究负责人：隆国强
张丽平
■李小忠 张丽平 执笔
（一）日本的崛起和对美贸易盈余的大量积累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到７０年代初，日本在“科技兴国”和“战略兴国”的号召下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经济的腾飞对美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迅速提高，日美经济摩擦涉及的领域逐渐扩大。从纺织品开始波及到钢铁、家用电器、电信产品、汽车及其零部件、半导体、农产品等几乎所有重化工业品。７０年代末开始，美国要求日本在多个领域自动限制出口。然而，自动出口限制并没有明显改善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１９８３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４６２亿美元，已经接近美国贸易逆差总规模的４０％。
（二）美国经济滞涨和美元升值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经济正经历滞涨。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的第二次世界石油危机导致美国能源价格大幅度上升，美国经济陷入了通货膨胀，增长乏力。
为了重振经济和缓解通货膨胀，美国政府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美联储连续三次提高利率，官方利率已经超过１０％，市场利率也一度达到２０％。高利率使得对美元的需求大幅增加，大量资本流入美国，美元的汇率开始飙升。从１９７９年底到１９８４年底，美元汇率上涨了约６０％。美元升值严重削弱了美国出口的国际竞争能力，美国的出口企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出口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在上述背景下，仅依靠日本的自动出口限制已不能扭转美国贸易逆差，因此美国把矛头转向资本市场。此时，日本的金融体制还比较封闭，政府对资本市场管制严格。美国财政部和华尔街的金融家们因而建议里根政府，逼迫日本实施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改革。
（一）“摩根报告”的推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美国政府各部门一致认为，必须在美元和日元汇率上采取必要的行动，以减少美国对日本的庞大贸易赤字。但真正促使美国国会和政府下决心采取行动的导火索是一份被称为“摩根报告”的文件。该报告以《美元日元的矛盾——现存问题和解决方案》为主题，阐述了美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面临的困境，总结了当时美国对外经济关系的三个特征：自１９８０年底以来美国的经常项目收支状况迅速恶化；美元的市场行情尤其是对日元比价急速上升；美国对于美元行情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政策，导致了美国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急速下降。该报告提出了１１项解决对策，具体内容如下：
（１）两国政府承认问题的存在，并发表愿意相互协助解决问题的共同声明。
（２）美联储在公开市场上购入日元。
（３）日本政府将以美元支付的外汇准备金的一部分兑换成日元，金额与美联储在公开市场上购入的日元相等。
（４）为遏制外汇行情的暴涨暴跌，两国要携手进行干预。
（５）日本政府的海外贷款，到账后要直接兑换成日元。
（６）日本要大幅提高用日元支付的进口货物的比例，增加世界对日元的需求。
（７）日本实施的行政指导意见对新的《外汇管理法》形成了障碍，要予以废除。
（８）废除可能抑制日元需求的其他人为措施。日本应事先明确将要采取的特定步骤，具体为１）废除存款、公司债、国债的利率管制；２）短期贷款、票据、债权回购、ＣＤ等短期金融商品的交易管制要予以废除，扩大短期国债市场；３）废除日元兑换管制；４）停止对外国投资者的盈利课税；５）废除面向欧洲的债权发行管制；６）日本政府要采取措施，建立面向国外投资者的期权自由交易市场。
（９）日本政府应将更多的节余用于住宅市场。
（１０）对于外汇储备总额在１０００亿美元以上、却并不持有日元的国家的中央银行，日美两国要共同采取行动，鼓励他们卖出美元，买入日元。
（１１）ＩＭＦ要总结目前的日元美元矛盾，提出整改方案。
在上述措施中，最重要的是第八项，其核心是迫使日本实现“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从而彻底“清除抑制日元需求的人为因素”。在美国政府看来，如果日本开放其金融与资本市场的话，日元资产的魅力就会增加，日元也就会随之升值。
（二）日美领导人共同声明的发布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日美领导人发表了共同声明，明文规定了推行日本金融市场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的措施。其中包括废除了期货的实需原则、废除了指定会社制度、放宽了定期存单（ＣＤ）的发行条件以及放宽欧洲日元债券的发行条件等，具体内容如下：１９８４年４月１日，废除外汇期货交易的实需原则；为打开用外币结算的公债的发行通道，向下一期国会提出相关法案；考虑建立日本票据市场；从１９８４年１月１日开始，努力将定期的发行单位由现在的５亿日元降为３亿日元；从１９８４年４月１日开始，努力扩大单一银行的定期发行额度；从１９８４年４月１日开始，对本国人放松欧洲日元债券的发行指导；对外国人持有的欧洲债权的收益预付税款，充分考虑适度原则。
虽然美国的要求并没有得到全部满足，但日本已做出了相当大的让步。此外，日本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如要求美国解决日本企业在美国的双重纳税问题，要求美国在削减财政赤字上拿出更实际的行动，等等。但是，与日本方面的各项措施都设定了具体实践和措施相比，美国对以上问题仅停留在形式上的努力。
（三）日元美元委员会六次工作会议
日本政府非常重视美国的金融改革建议，因而与美国共同设立了一个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推动日本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日元美元委员会在１９８４年先后召开了六次工作会议，于当年５月３０日达成报告书。该报告书分为六章，以美国方面所关心的事项为主，主要包括金融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外国金融机构对日本金融资本市场的参与、欧洲日元的投资和银行市场的发展以及直接投资等四个方面内容。
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对日本而言就是“黑船到来”。尽管日本按美国的限制对本国的金融资本市场进行了很大的改革，但效果却不理想。到１９８５年２月，美元依然处在高位，并且美国的贸易赤字依然在扩大。
（四）广场协议的形成
１９８５年伊始，美国对日政策随着新财长的上任而发生转变，主张通过政策干预的方式来调整日元美元汇率，并一再给日本施压。这种基调促使广场协议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进入了筹备阶段。９月２２日，美、英、德、法、日五国财长会议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达成了三点共识：变强势美元为弱势美元；对经常项目的收支不平衡进行政策干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具体目标是通过市场干预把１美元兑换２４２日元下降到１美元兑换２００日元左右。在政策干预资金方面，最终协商决定，美国和日本各负担３０％，德国负担２５％，法国负担１０％，英国负担５％。
“广场协议”的签署揭开了日元升值的序幕，美国通过“广场协议”与参会诸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稳步有序地推动美元对日元的贬值，旨在打击自己的最大债权国。（上）
日元升值鼓励了日本人在全世界的资本输出热潮。据统计，从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９１年，日本海外投资总额高达４０００亿美元，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与此同时，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出口受挫，大量过剩资本流向非生产领域和海外市场。统计显示，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０年间，日本企业累计完成２１起５００亿日元以上的海外并购案，其中有１８起是针对美国公司的。美国社会为此反响十分激烈。对于日本人的收购狂潮，一些美国报刊称其“经济珍珠港”，有的则哀叹美国“引人注目的资产全都被日本购买去了”。然而，“泡沫经济”破灭使美国成为最后赢家。日本经济也随之进入长达１０年的衰退期，日本人称其为“失去的１０年”，而日本也不再是经济上对美国威胁最大的国家。对此，日本各界不断进行反思。
（一）日本国内政治、经济条件使日本丧失谈判的主导权
１．政治上缺乏独立性
从历史上看，日本有与强国结盟的习惯。１９５１年签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标志着日美同盟正式形成。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与美国结盟符合国家的军事和政治需求。由于一直未摆脱对美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依附关系，日本在货币谈判过程中缺乏独立性。虽然，日本方面认为是美国的高利率导致了美元升值，美国要求日元升值并不合理，而美元对所有货币的贬值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但还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开始开放金融市场，推动日元国际化。
２．经济上过度依赖美国
日元升值给日本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日本国内也对美国为什么能够这样反复地操弄日本经济进行了反思。有日本学者认为，日美经济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但二者的不对称性不能忽视。从宏观上看，日本经济对美国的依存度比美国经济对日本的依存度要高，因此美国可以用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对日本频频施压。１９８５年日本经济对美国的依存度达到５．１５％，而在美国的ＧＤＰ中，最终满足日本需求的部分即“对日依存度”仅为０．６１％，前者是后者的８．４倍。即使在广场协议以后，１９９０年日元大幅升值，两国经济相互对对方的依存度方面，日本仍是美国的３．５倍，日本经济对美国的依存度仍高达３．１８％。尽管美元贬值后美国对日本的出口有所增加，但是美国经济对日本的依存度仍停留在０．９％。
从微观角度看，日本主要产业（企业）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以１９９０年为例，汽车行业对美依存度为１９．１％，电器、电子行业是１４．９％，电子通讯行业是１２．９％，其他仪器行业是１２．３％，其他机电产品行业为１０．０％。日本经济对美经济的这种非对称性依存，使日本丧失了谈判中的部分主导权。
（二）美国对日本实力增强的戒备之心
尽管日美共同利益依旧存在，但是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快速增强，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美国对日本的芥蒂自然而生。正如英国《经济学家》（１９９６年２月３日）所言，美国人深信日本人有试图称霸世界的秘密策略，对日本巨大的贸易顺差抱有特殊的警惕性。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日美之间贸易摩擦朝着激化的方向发展，美国人对日本的信赖度、好感度不断下降。民主政体借助于媒体向日方施压成为了政治家的不二选择。
美国政府习惯性地给国民一种在首脑会谈中采取“强硬”立场的感觉，借助媒体对日本进行精神战和宣传战。美国记者曾说，“虽然美国政府还是一如既往地涣散不堪，但是他们在对日本的情报战上却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团结。”美国政府通过媒体发表倾向性的言论（把日本拒之门外），诱导日元升值，散布对日本经济制裁的“各种可能性”，煽动日本的不安全感，企图在经济谈判中获得更大的主动权。
（三）“广场协议”后的经济政策失误
１．扩张性财政政策催生经济泡沫
从上世纪７０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已经不再高速增长，而是以稳定的增长率缓慢增长。到了８０年代初，日本国内需求趋于稳定，企业扩大规模的动力不足，自有资本不断积累。到１９８５年，日本企业自有资本已经比生产设备投资多出１．２兆日元，日本国内出现社会资金过剩的情况，经济增长也暂时失去了方向。而此时，如果彻底放松管制，实施结构改革，促进民间的商业活动，则金融的扩张可以给企业带来新的利润增长。但日本在应对减少贸易顺差的过程中，限制国外资金的流入，拒绝开放国内市场，反而实行货币政策改革，推动金融自由化，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制造国内需求。由于缺乏有效的、深层次的结构改革，因此只是通过股市、楼市制造了虚假繁荣。
２．扩张性货币政策催长经济泡沫
日本政府为了避免所持有的大量美国资产贬值，同时为了防止汇率过度升值和给国内企业造成过度紧缩，即使在经济已明显复苏后，政府依然把利率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在实体经济货币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只能为社会增加更多的投机资金，促使经济泡沫进一步扩大。
３．金融机构监管滞后催长经济泡沫
日本的金融自由化缺乏必要的微观主体改革和宏观的监管措施配合，而主要停留在放松管制上。在日美货币谈判过程中，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放开外汇交易管制，逐步推动大额存单利率的自由化，放松了国内的利率管制，导致了不受限制的银行存款的比例大幅提高，从１９８５年底的１５％增加到１９９０年底的６５．６％。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使间接融资加速转变为直接融资，融资成本上升，资产运用收益下降，但资产扩张导致总利润增加；另一方面，财政重建减少国债规模，使银行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投资对象，进一步压缩了金融机构的收益空间，加剧了金融机构间的放贷竞争，从而使得金融机构转向风险收益更高的领域。１９８６年开始，金融机构压缩对企业的贷款，并开始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不动产领域。监管缺失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快速发展，这些金融机构的资金争相涌入投机性比较大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加速了泡沫的扩大。同时，由于金融自由化政策，日本企业得到了投资金融行业的机会，于是许多企业开始从实业转向信托基金等金融性投资。而当时欧洲日元债券市场管制的放松，使得金融机构和企业扩大了融资渠道，把以低成本在欧洲融入的资金投资到国内，进一步增加了不动产和股票市场的投机性。
可见，当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时，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容易引发经济泡沫。金融自由化后的监管缺位又致使日本经济泡沫被迅速放大，宏观经济运行风险积累、爆发在所难免。
目前，中国正面临与当年日美货币谈判时期相似的情况。中国保有大量的对美贸易顺差，美国国内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美国不断向中国施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也应看到，中国与日本具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首先，与日本相比，我国在政治和军事上拥有绝对的独立自主权，具有保持政策独立性的基础。
其次，我国国内市场规模迅速扩大，进一步增强了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第三，我国大量出口的背后是众多的外资企业，包括美资企业，可从中美贸易逆差中获利。而日本对美国出口的产品中，多数由日本国内企业生产，美国企业并没有从中获利。通过国际分工和直接投资，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很强的产业互补性。过分强调人民币升值，将大大损害在华美资企业的利益。
可见，尽管美国不断向我国施加人民币升值压力，但我们有条件有能力避免陷入被迫升值的境地。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币升值的内在需求将不断提高。人民币升值完全符合市场发展的方向。人民币在升值问题上应避免如同日元那样，因短时期内大幅度调整带来失控局面。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我国应争取在华外资企业的理解和支持，为人民币渐进升值创造良好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