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无锡成为国内首个根据“新国八条”内容出台限购令的地级市。“无锡十条”的着力点在从紧的房贷政策上。按照新规，各商业银行暂停发放居民家庭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对不能提供一年以上本市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暂停发放贷款。至此，无锡与北京、上海、广州等16个一、二线城市和山东省，成为首批出台限购令的地区。
　　三线城市比照一线城市，不仅反映出“新国八条”的行政刚性不容弹性执行，更反映出政策架构对于限购令传导到市场后的效应也有所预防：如果限购令仅仅针对热点地区，那么被驱逐出“境”的巨量资金仍可能在二三线城市聚集，推动楼市在二三线城市波浪式兴奋。因此，将限购令适用范围扩展至具有投资“比较优势”的三线城市，是理所当然。事实上，无锡本来就在住建部已拟定的第三批执行商品房“限购令”城市名单当中。
　　尽管进入限购令名单的城市在继续增加，但多数城市却依然保持静默。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两点：一是限购令确实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入市门槛的垫高和信贷收紧足以令楼市迅速冷却。因此，越是高度依赖于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就越会考虑由此给施政惯性带来的强力冲击，并因此踌躇不前。二是再严厉的政策，在面对积习已久的体制范式以及庇佑的复杂利益格局之时，都难免遭遇缓冲，甚至势如“拔河”。
　　由此导致这样的情形：一方面，限购令已经成为市场的主导者，并开始强力左右市场中人的投资乃至生活选择；另一方面，限购令的适用边界在哪，却又缺乏清晰的界定，如有多少城市理应按时出台相关政策，限购令的适用期限是多久，在什么指标下恢复正常。当市场的主导者面目不清之时，实际上市场的规则也就会变得面目不清。而市场规则的模糊必然导致市场预期的模糊，从而导致交易系统和交易行为的紊乱，变相增加市场的非理性因素。那些静默的地方政府之所以采取　“拖刀计”，原因无非是缺少实行限购令后的明确利益预期，并对规则模糊存有侥幸心理。而同样的心理也作用于普通投资者：如果预期不明确，一旦政策有所调整，哪怕仅是微调，狂热将重新席卷市场　。
　　无论是限购令还是其他配套，让楼市回归理性是政策的最终诉求。如果政策成为下一轮投机情绪的孕育平台，则无疑需要加以改进。就限购令执行现状而言，一方面，强化对地方政府的问责自是严肃调控的应有之义，也是令市场规则不因行政手段强力介入而模糊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限购令仍然要尊重市场规律，防止政策效用代替市场所具有的自净和调整的作用，力求明确市场的预期。
　　而要做到这一点，单从市场需求方面进行调控显然不够。所有微观市场无非是宏观机制的适应性折射。只有土地政策、财税体制的总体改革跟进，楼市的稳定发展机制才有可能真正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