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私用现象是公车领域的顽疾。对此，公车监管制度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唯一应该做的就是致力于消除公车私用现象，让公车回归其本来的功能定位。而广州市拟开放公车私用，即使有偿使用，显然也与公车改革的旨趣背道而驰。
　　毫无疑问，有偿使用使公车私用获得了合法性的外衣，毋宁说这是一个恶劣的先例。一个不能踏破的底线是，公车就是公车，其唯一功能就是办理公务时使用，绝不能在收费的名义下，成为公私两用车。正如，公款就是公款，不能因为你付利息，就可以挪用。公与私之间，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不能混淆的界限，即使貌似万能的金钱，在此也绝不允许有纵横捭阖的空间。
　　开放公车私用，本质上是对于公车私用乱象的妥协和投机，用金钱做桥梁，踏破公与私之间不能逾越的界限，行政伦理将因此而受创。一辆辆的公车，游走在公私之间左右逢源，纵然以收费相标榜，但在公众的眼中，这样的公车都难以再称公车，其纯粹性和功能性差不多已经等同于大街上的出租车。出租车要办营运证件，要交税，公车有偿私用，算不算非法营运呢？
　　即使广州市政府的确秉持着某种善意开放公车私用，请问又怎么去界定公车私用？靠一个GPS就万事大吉？又何以去保证，官员们有偿使用的金钱来自自己的腰包？凡此种种疑虑，都在证明一个事实，开放公车私用有欠审慎，效果不明，负面效应巨大。除了让官员们可以不必再有所顾忌地公车私用之外，其他都是未知之数。
　　不论这样的改革效果如何，它本身就是一条歧途。似乎标志着，政府对于正常框架下的公车监管，已经丧失了进取的耐心，开始因“势”而“利”导起来，打着收费的旗号，向公车乱象举手投降。其中掩藏的巨大的伦理阴影是，仿佛只要收费，只要能节约公车成本，无论什么样的措施，都可以拿来使用。
　　可是，节约公车成本只不过是公车监管的题中应有之义之一，远非全部。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那开放公车私用，向所有人开放岂不是更好，那就不仅仅是节约的问题，而是盈利的问题。然而，我们能这样做吗？
　　（摘编自《长江日报》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