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终于就建立衡量全球经济失衡指标达成共识。尽管仅四页的公报缺乏更多细节，且各成员国间分歧依旧，但各方通过妥协，同意通过国际多边合作缩小经济失衡程度之意图明显。
　　G20巴黎峰会所选取的一揽子衡量经济失衡指标包括财政赤字、政府债务、储蓄率、私人债务、国际收支等，既有衡量内部失衡的指标，也有衡量外部失衡的指标。在各国对界定失衡指标达成脆弱共识之后，接下来法国将牵头量化这些指标，并在IMF配合下于今年年底发布首个成员国失衡评估结果报告。
　　是次巴黎峰会能“求同存异”地达成部分共识，显然要比仅仅发布一篇套话式的公报更富建设性。然而，指望这种简单化的全球经济失衡分析框架能在复杂环境中找到各国之间的合作，无疑带有明显的自负心态。
　　全球经济失衡本身十分复杂，难以单纯通过指标罗列出来。财政赤字和债务、储蓄率和债务等指标只是描述各国经济失衡的可能结果而非原因，且全球失衡本身是一种互动关联的关系，指望单纯设定一套指标来治愈经济失衡既不可能，也不可为。显然，东道国法国通过指标化、程式化的方式来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更多地带有法国“理性建构主义”哲学的色彩。这是之前G20伦敦峰会和首尔峰会期间，法国总统萨科齐贩卖其重塑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一系列努力的延续。
　　全球经济失衡与货币超发问题有所类似。究竟何种程度的货币发行量才可称为货币超发，目前根本无法给出确切答案。在信用经济状态下，基础货币的非常规发行只是通胀的必要条件，非常规的基础货币发行量最终演变成通胀，还需一系列条件配合。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投放的基础货币规模是巨大的，但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并没出现类似中国近年来信贷井喷之状，美国金融市场至今未能有效走出流动性黑洞。此外，离岸美元也未出现流动性泛滥，国际贸易融资截至目前也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显然，当前即便存在国际资本跨境流动风险，其风险也并不高。
　　当前国际市场状况说明，用简单化的一套指标描述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状况都相当困难，更不用说要权衡全球经济失衡这一更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很难相信，通过失衡量化指标能对各国产生制约性的效果。一国赤字和负债若高到令市场惊恐（如欧猪五国），市场自然会抬高其风险溢价，评级机构的降级等也会牵制该国在国际市场融资，抬高其融资成本、降低其财政赤字累积水平。同样，市场也存在调整私人部门储蓄率和负债的机制。
　　当前巴黎峰会达成的量化全球经济失衡指标，其框架本身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而且相比IMF、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G20的权威和影响力更逊一筹。提高G20峰会之协调合作能力，必然使G20峰会的决议对所有国家产生道德和信用约束力。但纵观历史，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很难构建出一套类似于主权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体系，强化对各国政府的约束。远的不说，仅以1971年12月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西方十国达成的新国际货币制度协定之史密森协定和1980年代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为例，就可以发现这些多边协议最终确立，来自于各国在市场自觉演绎下的“消极主动”。
　　可见，眼下对全球失衡设计定量化指标框架，更多地是法国希望借助今年G20主席国地位，扭转其在国际事务中正被边缘化的地位，为萨科齐提供难得的赚取全球眼球之机会。
　　要矫正全球经济失衡，当前除了强化G20峰会的对话成效外，应更多地借助市场之机制，而不应通过构造替代市场的国际组合和制度框架来达到目的。正如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所指出的，经济学尚未积累足够知识来把握完整的经济变迁过程。因此，与其自负地寻找制度构造物来矫正全球经济失衡，不如充分地表达出对市场的敬畏，从而避免不应有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