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钱被称做资本，其逐利的属性就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被称作热钱的时候，其逐利的空间就进一步被放大到地球村这个广袤的国际舞台上。这虽与道德无关，但却常常因在过境时对当地经济产生难以忽视的扰动而对货币当局的经济掌控力提出考验。这或许就是谢旭人在G20上提出警惕资本套利流动导致全球性通胀的初衷吧。
　　自本世纪这场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纷纷采取扩张政策。而危机发源地的美国为求自保，更是肆意发行超量货币，造成全球性的货币极度膨胀，一方面通过货币贬值使自己的债务蒸发，一方面通过贸易、投资等途径将国内的通胀压力输出。最直接客观表现就是大宗商品价格突飞猛进，材料进口国生产成本直线上升，进而形成成本推动型价格上涨。同时，对于中国来说，由于中国基本上属于资本管制型国家，国内资本市场尚不发达，容纳货币的功能和西方发达国家比相去甚远，所以进入国内的货币就会冲击实物价格。正是这种双重力量推动造成国内通货膨胀形势。其根源在于国际输入。
　　也正是基于此，国内货币政策适时做出转向，连续动用数量和价格组合工具收缩市场流动性，并在多个领域动用行政干预措施平抑物价，阻断投资投机需求，防范热钱滋扰，使CPI增幅得到有效控制。一月份CPI同比增长4.9%，大大低于外界“超五望六”的预期，显示出国内经济政策决策部门的良好控制力。
　　与此同时，国家外管局发布《2010年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报告中首次对外披露中国的“热钱”规模：2010年“热钱”流入355亿美元，占外汇储备增量的7.6%，占当年GDP的0.6%。过去十年，“热钱”年均流入中国近250亿美元，占同期外储增量的9%。
　　2003年至2010年，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强化，“热钱”合计流入近3000亿美元。
　　尽管针对这一数据，外界一直有不同的数量估算，但是官方数据的公布，是对这些杂音的最有力回应。外管局有关负责人阐释说，该数据是参照国际收支平衡表，并兼顾中国特点的跨境收付、银行结售汇等数据作出估算的，但该数据中还包括了部分非套利项目，故355亿美元的“热钱”规模仍可能是高估的。
　　除此之外，外管局还否认热钱流向股市这一说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在汇差利差因素驱动下，我国企业大量出口预收、进口延付。危机发生后，企业转而集中还贷，短债余额急剧减少，但我国并未发生外债违约，这表明贸易信贷资金大都进入了生产领域，显示外汇当局对热钱的来龙去脉有清晰的了解和掌握。而这是应对和管理热钱，避免其兴风作浪的基础。
　　如此，外汇当局将“热钱”置于阳光下监管，不仅可以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防范和避免对“热钱”的误读和曲解误伤中国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而且，这一举措意味着中国跨境资本管理更为透明，显示出外汇当局对热钱的掌控力度。当前更重要的是，下一阶段，对于热钱，除了提高套利资金流入成本；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并完善应急预案，还应研究对过度流入的领域予以适当控制或采取一些非常规的应急措施，同时，继续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更理想的是，引导热钱进入生产领域并沉淀下来，让热钱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