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带来冲击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各国都在酝酿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在此调整过程中，新兴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中国在去年晚些时候提出要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么，新兴产业在全球是怎样的发展趋势？中国在新兴产业发展上存在哪些瓶颈？需要哪些创新？带着这些问题，近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研究部部长冯飞。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金融危机对于世界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从产业结构角度来讲，对新兴产业意味着什么？
冯飞：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我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低速增长，二是结构调整，三是制度重构。
这轮调整对新兴产业发展来讲是个重要机遇。“新兴产业”这个词并不是中国现在所独有的，国外讲的是新兴产业和技术，欧盟用的词叫使能产业，这个产业的发展能带动整个结构的调整。从政府的政策来看，美国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份出台制造业复兴政策框架，提出了六大新兴产业，包括我们现在所确定的，像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六大新兴产业。
日本在２０１０年的６月份对外宣布２０２０新增长战略，提出了三个重点发展领域，其中还包括健康产业。欧盟在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份出台了２０２０智慧可持续协调增长的战略，提出了五大新兴产业的发展。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全球正酝酿着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有何基础？
冯飞：中国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范围内孕育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背景下进行的。我觉得，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面临着几个瓶颈：第一个就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在技术创新方面有三特点：一、根本性创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特质。和成熟产业相比，更体现在创新的程度上，表现在根本性创新上，而不是像成熟产业以渐进性创新为主的特点。成熟产业的渐进性创新现在看，有创新边际收益递减、创新成本提高等等问题。
二、创新的频度和破坏性创新、颠覆性创新，从产业周期来看一般是三个阶段，起步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所处在起步阶段。起步阶段的特点是创新的频度和破坏性创新，所谓破坏性创新就是一个创新成果的出现对一个刚刚诞生不久的所谓新技术就是一种颠覆性的创新。
三、从世界上来看，新兴产业技术创新都是长期的技术积累成果随之产业化。比如像电动汽车，电动汽车的诞生时间比传统汽油车的诞生时间还早，现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新型动力电池的发展是近五年的时间，随着动力电池的技术突破而发展起来的。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刚刚得到的一个新名词叫物联网，这个概念是１９９８年麻省理工学院提出来的，到现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
从这些特点来看，不是因为金融危机才使得这些技术出现，而是金融危机加速新技术的产业化。第三次信息大浪潮迎来了以物联网为特征的产业化，对中国而言，前两次都是跟随式的，目前处在有可能是同发的位置上。但是我们认为，自主创新能力还不足，中国所确立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当中，发展最快的是新能源，我们一年的风电装机、新增装机世界第一，全球太阳能光伏４０％的生产能力在中国。但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基本上还处在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向自主创新的过渡时期。因此在产业界，对新能源产业发展有争论，觉得是不是太快了。
中国经济时报：你怎么看待这个“快”与“慢”的关系？
冯飞：针对“快”与“慢”我提出几点：
第一，如果新能源的发展能够与创新能力积累相结合，能够与成本的下降相结合，“快”是好事，我认为新能源发展应该转到两个结合上。
第二，市场化初期带来的瓶颈问题，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在需求方面有三个困境。其一是相当一部分利益在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上，是供给创造需求。第二个特点，新兴的产品和服务成本偏高，特别是在一些领域当中它是替代传统产品，经济成本高的弱势比较明显，比如新能源汽车对传统汽车的替代，新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等等，都存在成本偏高的问题。第三，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使得潜在的市场需求比较难以转化为现实的需求，比如像新能源汽车的充电设施不完善，会制约需求潜力的释放。
第三个瓶颈，是体制、机制不完善带来的瓶颈。
技术创新往往引发体制、机制的重大变革，不仅中国如此，全球都是如此。互联网的发展带来电信监管体制的重大变革。目前，我们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性和普遍性的体制、机制问题。比如在准入问题上、产业组织、知识产权保护、科技与经济结合、科技成果转换的问题上，这些普遍性的问题对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过程中受到的制约程度更大。第二类是针对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领域存在的特殊性的体制、机制问题，比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需要解决三网融合问题；生物制药要解决的是药物审批制度、医保目录等等问题；新能源汽车要解决的是准入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对于这些瓶颈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冯飞：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上，我们要高度重视三个创新。一是技术创新的问题；二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三是体制、机制的创新。
也就是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有系统的思路加以推进。强调“系统性”，不是单一方面的改革，通过系统性的改革和政策设计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二是强调“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有新的思路、新的方式来加以推进。具体的内容在技术创新方面，除了现有的政策，我们还呼吁两个技术上的创新政策，其一，创新联盟中国的企业创新能力偏弱，和国际大鳄等跨国公司不可相比。国际上，创新联盟是推动重大创新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联盟当中，我们还要注意切实联盟而不是名存实亡，联盟机制上要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同时强调联盟的开放性特别是将民营高技术企业吸引到联盟中；其二，创新政策注意向需求侧倾斜。我们很多创新政策主要还是在供给侧，政府资源主要支持科研机构、院校和企业等供给侧，而需求侧的创新激励政策是不足的，或者是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需求侧的政策对于解决供给侧难以做到公平的问题，我认为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我们往往是有心插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如果再没有需求创新政策，我想对于一些没有纳入供给侧的机构和企业有比较大的问题。
再有是商业模式的创新问题，比如现在物联网发展中最大的挑战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不能靠简单的政府示范来支撑产业发展，这样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如何鼓励商业模式的创新非常重要，而且要把这个问题提到政府政策的高度，而不仅仅是企业层面的问题。在政府政策的问题上，鼓励商业模式创新最重要的是采取更加宽松的准入政策。
第三，体制、机制的创新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体制、机制创新结合起来，把这些新的领域作为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借助新兴产业发展来加速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非常关键，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比政府直接投资的支持还要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