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依然具有指标意义的GDP排名再度左右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神经的时候，英国博彩公司立博(Ladbrokes)日前居然向博彩者推出一种产品，打赌中国将在2020年前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一向极具戒备心理的日本人更是渲染中国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表明全球力量的转换。日本智囊还认为，中国经济超越日本，真正担忧的是美国。
　　不过，在今日中国，无论是经济学家、市场人士还是普通网民，对GDP概念已不像十年前那样敏感了。大家更多时候感觉到的是生活压力的加剧。笔者倒是觉得，一向负有经济信息披露重任的国家统计局除了按照三次产业结构分析中国的GDP之外，还应多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有效性以及内外资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等方面，来剖析中国如今将近6万亿美元的GDP，有多少是经得起产业回流和资产泡沫破灭打击而可以留下来的？近日，内地游客频频赴我国港澳地区超市扫货的现象，说明中国内地经济高速增长的福利效应并不显著，或者说，基于这种经济增长路径的财富积累与分配存在较为严重的不公平。
　　假如把几串数字放在一起分析，我们对今日中国经济增长成就的认识会更客观。中国去年的经济产出达到5.88万亿美元，税收收入也实现稳定增长，达到7.73万亿元，但普通百姓更为关注的社保基金缺口至少在10万亿元。再看收入分配情况，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以综合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来看，过去30年里，中国的基尼系数由0.28上升到敏感的0.47，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还有可能继续上升。
　　笔者认为，唯有有效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且基于这种增长路径的财富积累能够有序转化为民生福利，中国经济“超日赶美”才会有实质性飞跃。
　　经济起飞先于中国数十年的日本，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即实施了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仅大大增加了底层百姓的收入，而且这场消费者革命还成了日本经济发展转折点；加上日本在技术追赶方面的不懈努力，其结果，统计资料显示，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两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至1.3%的低水平。至于韩国之所以能用12年时间就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也与韩国执行的以技术创新为引领的国家发展计划密切相关。可见，各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可以不一样，但技术进步、服务政府和对民生福祉的高度关注是普遍的要素。
　　中国目前正处于人均GDP在900至11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的中低端。这既是中国经济迈向更高阶段的新起点，也可能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点。我们也许能在十年内将经济规模做大到十万亿美元，但业已出现的部分领域突出问题，使得我们必须格外警惕有可能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少数富人的倾斜和集中的偏向，不能改变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较少以及民众消费的产品高度市场化的格局，在制造业基础不很巩固且金融体系并不健全的情况下，就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风险极大的房地产领域，则不仅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型，亦很难承受得起一场金融危机的冲击。世人皆知，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前就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保体系，且在资产泡沫破灭后的20年中，始终保持着贸易顺差，丰田、日立、松下等超级企业的出口利润为日本银行业消化不良债权提供了支撑，为日本经济走出长期衰退创造了条件。而且，日本数万亿美元海外资产可观的年收益又大大增强了日本金融体系的修复动力。当今中国，经济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亦很严重，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必须格外小心资产泡沫膨胀之后引致的系统性经济风险。
　　欣慰的是，中国已初步具备实现有效财富增长向民生福利有序转换的基本物质条件，也有了相当的财力来支持建立初步覆盖全社会的社会福利体系。只是执行难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迟迟没有解决的通病。因此，未来一段时期，为防止中国经济由于大的经济波动而再次拉大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我们必须力求通过产业调整与技术进步打造新经济增长模式，积极提高资本积累，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亟须拿出一套优化的国家发展战略，以确保经济成功转型，实现微观个体的福利水平与国力和财力的同步提高。
　　中国应该，也完全可以在战略转型与福利增进中构建中国版的福利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