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抗通胀是当下中国经济的头等大事，根据我们的测算，预计一季度和上半年翘尾因素均在3.5%左右，全年翘尾因素在2.7%左右，全年CPI涨幅将达到4.5%左右，还是在可控范围内的，但我们更应关注中长期的结构性风险。抗通胀既要关注眼前又要惠及长远，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关键是要通过结构调整将中国经济内部的“虚火”降下来，否则一味紧缩，很可能伤及经济，抗通胀的成本也将十分高昂。
从性质上看，中国正处于一个通胀大周期中，目前通胀的成因极为复杂，不仅有短期因素，更不能把中国的通胀问题完全归结于货币超发和输入性因素。
一些观点认为，货币超发是主因。的确，中国货币超发是不争的事实，2010年M2，7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9.7%，M1的余额26.66万亿元，同比增长21.2%，这两个数据与美国同比，中国大体分别相当于美国的1.21倍和2.13倍，这是M2和M1的数据比较。而同期我们国家的GDP总量大约只是美国的1/3左右，这说明我国的我国货币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太低了。在中国整体金融市场发展滞后，金融工具不发达，蓄水池有限的情况下，这么多的流动性自然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冲击。
也有相当一部人认为，中国本轮通胀主要是由于输入性通胀造成的。美国再度量化宽松是最大的外部因素。在全球复苏不一致的大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持续释放货币，美元作为“新兴”套息交易工具横行于各类资产中，全球经济显然还没有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而黄金、铜等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却创出新高，这直接传导到中国国内的资源价格和CPI上。
事实上，我们确实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国的通胀成因更多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它反映的是中国经济内部的深层次问题。
第一，从要素结构上看，中国正在逼近“刘易斯拐点”。资源相对价格重估，原先比较便宜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由于供应渐渐达到顶峰，价格将进入长期上升通道，随着低端劳动力的短缺和工资的增长，劳动力成本压力将扩散到更广泛的经济部门。长期来看，国内劳动力价格上涨将是国内物价上涨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农产品生产的基础成本上涨渐成常态，长期被低估的农产品正通过涨价回归价值，进入趋势性的上涨通道。就拿蔬菜价格上涨来说，中国城市周边耕地面积不断缩小，城市蔬菜自给率下降明显，越来越多的城市完全依赖客菜供应本地市场，多数大城市的蔬菜自给率不足30%。菜地变高楼，蔬菜的生产者变为消费者，共同导致需求上升而自给不足。城市的过快扩张，农业及相关产业的低回报率及很多城市对其周边农业配套设施的忽略，使得在蔬菜产供销各个环节层层加价，等等因素共同推动菜价居高不下。
第三是，高房价等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反映的是中国经济有泡沫化和制造业局部空心化的倾向。中国传统增长红利的衰减导致了我们的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滑，特别是在成本大幅提高和销售价格不断下跌的双向挤压下，很多实体企业利润（中间层）迅速变薄，这样，不仅靠实业起家的众多民营企业纷纷逃离实体经济，一些大型国企也不甘寂寞，
当这些资产领域产生预期利润率大大超过，或者成倍超过制造业的利润率时，就会导致制造业的大量资金游离出去。而另一方面，中国的房地产对GDP的影响太大了，据测算，中国房地产业每年为国民经济的贡献率约为20%－40％不等，按照中国经济平均10%的增速，房地产业每年约为GDP贡献2－4个百分点的增速。同时相关研究也表明，房地产投资对关联产业的带动系数约为1.93，房地产业还带动了水泥、钢铁等20多个产业的发展，这样的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行业，其任何的风吹草动足以牵动整个宏观经济。
因此，中国通胀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经济长期不可持续增长的问题。如果中国增长方式不改，结构不调整，这个局面仍然难以根本改变。
在货币紧缩效应累加下，中国企业将很快面临困境。面对经济的内忧外患，2011中国经济必须突出重围，短期内可以通过政策紧缩对冲，但中国经济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必须通过改革、转型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才能根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