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背景下走来的温州人，率先挣脱意识形态的枷锁，摆地摊、搞个体，靠着吃苦耐劳、敢闯敢拼的草根精神，走到了致富潮流的前列。被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刮目相看的“温州模式”从风靡一时，到风靡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然而，如今，散发着勃勃生机的荣光背后，却似乎出现经济增长的边际递减效应。
　　纵轴上，与一贯站在经济增长领跑线的昔日辉煌相比，温州经济不温不火的势头渐显，以往不断突破经济桎梏的锐利锋芒，隐约透出平滑之意。横轴上，天津、唐山这些“新领军城市”已是突飞猛进，连东北老工业区也进行了“颠覆式的战略转身”。但是，温州的发展不紧不慢。２００９年的统计年鉴显示，温州市全年生产总值（ＧＤＰ）２５２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８．５％，这样的增长水平，在省内也算排后，ＧＤＰ总量仅比第四名绍兴市多１５２亿元。温州近十年来３５％的投资率，也比全省４７％、全国６７％的数字逊色不少。
　　温州经济的先发优势持续性没有那么明显了，其根本症结在于，温州的创新性不足，并没有紧紧踏准时代的节拍。
　　温州创新缺乏后劲，首要表现在政策层面创新意识淡薄。尽管温州经济在政策层面也强调与时俱进，强调为中小企业转型提供更为有利的政策、投资环境。但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初期相比，领导者少了几分敢干、敢想的冲劲。改革开放初期，很多政策模棱两可，左右摇摆，温州的领导干部冒着被罚甚至丢掉乌纱帽的危险，顶着重重压力，在政策上为温州经济发展提前开绿灯，为温州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如今，改革到了深水区，不再摸着石头过河，领导干部反而更倾向明哲保身的中庸之道。他们宁可中规中矩地执行，也不愿创新。
　　土地资源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些年，国家、省里很多项目，都是直接给地方划拨土地指标，外面各个地方跑着争项目，温州很多干部不善用、不会用甚至不愿用好中央、省里的政策，以至错过了很多机遇。从天津、营口、大连一路下来，这些沿海城市早在好些年前就轰轰烈烈推进围垦，温州这项工作虽然起步较早，但直到这两年才有了大动作，围垦区开发利用不及时，失去了很多发展机会。《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战略》报告称，过去几年，由于空间制约，一些规模以上企业外迁，一些大项目、好项目引不进，影响了发展后劲。温州经济宏观管理体制创新匮乏，导致温州经济很多方面起得大早，赶了晚市，先发优势越来越弱。
　　除了经济宏观管理体制不足，温州经济的主体——温州民营经济本身也遭遇了发展瓶颈，商业模式、技术、管理以及投资等方面创新乏力。
　　如今，除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跳出固有思维，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产业路径外，绝大多数温州民营企业家不是原地摇摆，就是杂乱无章，并没有找到新的商业模式。温州人做生意更擅长野蛮生长，即便把地摊和商铺升级换代成大商场、综合性批发市场，即便采取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聘请高素质的经理人管理企业，表面的改弦更张不过是换了一种外壳，难以掩饰发展的后继无力。
　　“小商品、大市场”的产业格局经不起外部的风吹雨打，制造业升级喊了不少年，可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机，很多温州企业元气大伤。接踵而来的“用工荒”、“加薪潮”又让不少温州企业喊苦。除了转型，他们找不到更好的救赎方式。但转型需要时间积累，也有阵痛，这对于温州企业是不容小觑的考验。
　　同时，传统产业没落前，温州人还没有找到赖以生存的“新大陆”。２００９年有７万名温州人加入创业者的行列，但多数人只是重走前人老路，创新者几无。“十大振兴产业”温州寥寥无几，不仅重工业和文化产业上乏力，也未赶上互联网等新兴经济的潮流。互联网经济新贵行列里，难觅温州人踪影。
　　传统制造领域的节节败退和新兴市场的把握不足致使数十年积攒的财富无法找到增长突破口，温州资本只能频频进出房地产、矿产、重金属等投资性领域。房地产、矿产、重金属，前者事关民生，后关社稷，是政策最愿光顾的地方，一个“国退民进”的浪头打过来没几年，“国进民退”的浪头又撵过来。未来，会打什么浪，谁也摸不准。山西温州煤老板的没落已是证明。政策导向下的特殊行业，温州的民间资本并不占有太多的话语权与控制权。然而，虽知风险利润并存，越来越迷失方向感的温州商人沉沦其中，无力自拔。
　　三十年一轮回。新的轮回已然启动，温州经济能否在新一轮的经济周期中再次创造一飞冲天的奇迹，关键要看创新这颗棋子是否落得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