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1年以来，中国股市“国际板”成了国内外市场、经济人士讨论的一个焦点，呼声高涨。先是在2011年的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明确提出，2011年的重点工作之一是研究制定国际板制度规则，推进国际板建设。接着是在2011年1月末上海的“两会”期间，上海市长韩正表示“现在正是国际板推出的最好时机”。尽管中国股市“国际板”推出还看不出具体时间表，但无论从国家资本市场最高层还是在资本市场实践层，都可以看出，“国际板”脚步已越来越近了。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布的十年战略规划中，“国际板”是其最重要的内容。该所相关负责人近期就表示，将尽力促进红筹公司加快回归A股市场，探索境外企业在境内发行上市的制度安排。
　　众所周知，中国正推进境外企业在A股市场发行上市，这些企业在A股上市后因其“境外”性质将被划入“国际板”。但一些资本、银行业专业人士没有这么乐观，特别是一些前沿学者接连提问：“国际板”的推出，关键要看其生成的“大环境”是否具备？即便国内外需求的“大环境”都已经具备，还要看与这种事物“成交”的运行环境是否已水到渠成？从中国资本市场的总体环境来看， 开设“国际板”，就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公民都能来投资中国股票。然而，这种资本与金融的全球性“大环境”，中国最起码目前还有待于改善，鉴于人民币还不能自由进出国内外资本市场，那么交易的货币到底该怎样自由交换、怎样自由进出？来中国上市的境外公司该有怎样的“国民待遇”？等等。
　　沪深股市在2010年经受了被称为“史上最严厉”房地产调控的考验，中国金融界也走过了60年间货币政策最为宽松的一年，新兴的中国证券市场正让人们充满了对未来的遐想和无限的最美好期待。如果除去2008年以来沪深股市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宏观政策调控而形成的波折，刚满20岁的中国股市更有着青春烂漫开始“长成”的美好期待。从2010年初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的推出，到年末基金界刮起的“捕鼠”风暴，加上国际金融海啸后国内外大环境的重大变化，国际上不少人把中国资本市场2011年建设国际板视作一次前所未有的“成人礼”。而这国际板的第一要务，便是与国际金融、融资、货币、融券和股指期货全面、完全对接。
　　换个角度看，2010年也正是沪深股市的整合、整顿、历练、大跨越之年。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后，国务院原则同意开展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和推出股指期货品种。3月底，沪深证券交易所开始接受券商的融资融券交易申报，首批试点券商名单公布，融资融券进入市场操作阶段。4月，筹备多年的股指期货合约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挂牌交易，中国A股市场从此告别了没有做空机制的单边市。经过大半年的稳定运行，融资融券、股指期货业务的热度正在逐步提升。最近，第三批14家融资融券试点券商顺利过关，上线首日即引发沪深融资融券交易的环比激增，融资和融券的余额一举突破110亿元。加上此前分两批上线交易的11家试点券商，目前中国融资融券市场已有25家试点券商的投资者参与交易。而股指期货每个交易日的成交更是活跃，成为与中国股市相匹配的重要指标。但与此同时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中国股市与美国、欧盟的资本股市毕竟还有较大的差异，还有很多市场规则需要抓紧建立。
　　2010年11月底，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姚刚在出席某论坛时说，“国际板建设要解决重大法律问题，如公司法、证券法在2006年修订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境外的公司到境内来上市，因此就必须有一套完整的针对这样新业务的法律规定。如公司法要求公司组织架构须有监事会和独立董事，而在国外，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属于不同的治理结构，人家没有监事会来中国上市怎么办。”
　　笔者归纳了一下，中国股市建设“国际板”至少有这么三个无法绕过的问题：首先，究竟是一步到位、还是分三步、各三分之一的路程来分别实现总体目标到位？其次，制度规章以及架构是瞄准全球最大的纽约股市为目标，还是瞄准伦敦股市、或者干脆瞄准我国香港股市？再者，是以排名最大的20种国际货币为一揽子交易目标，还是向所有的外国货币都开放？有一种相对保守的观点认为，起步阶段不妨先向13种主要国际货币开放，第二步再向所有外国主权货币开放。所有这些，都还得相关方面反复权衡。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酝酿和讨论，如今中国上下一致的观点是，“国际板”推出的最大意义在于，将引导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开创一种“中国特色”的国际资本运行环境。当然，中国对外开放应是双向含义，中国证券市场过去侧重于走出去，“国际板”的推出将在某种意义上推动引进来的工作，使中国与国际社会更直面的接轨、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更深度的经济、金融生态环境的对接。已经有不少金融专家和市场人士提出，现在这个时期的国际大环境，应该正是上马中国“国际板”的成本最低的时期；既然是迟早要上，那么归根结底，晚上不如早上……比如高铁这样的项目，谁上了、谁先铺好了轨道、谁就能势不可挡地早早到达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