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2月11日）《武汉晚报》报道，随着洪山区老龄人口突破10%，我市13个城区已全部进入老龄化社会，有4个区老龄人口比例超过18%。
　　洪山之所以最后进入老龄化社会，是因为密集的高校，集中了大量年轻人，降低了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就武汉整体而言，进入老龄化社会是在1996年，距今已是15年了。整个中国，也早在1999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老龄化社会，直接触发的问题是养老。虽然“老有所为”也是一种新的观念，但总体而言，老年人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能否“有所为”，而是能否“有所依”、“有所养”。传统上，“老有所养”，主要靠“养儿防老”，现在不是这样，养老是作为一个基本社会保障课题存在。这需要投入，而“未富先老”的实情，将使养老面临压力。
　　养老不只需要经济投入，还考验社会各方面。一个最细微的情节是，每天早上上班高峰，差不多正是老年人外出买菜或健身返家的时间，客流迭加，公交拥挤。我已不止一次听到上班族的抱怨，觉得老年人该错开。这是上班族的“乘用先后次序”。老年人或许另有排序：“一日之计在于晨”，人人得而利用之，上下班时间推迟一个小时，不就错开了？老人优先，工作优先，都有道理，但类似具体冲突会很多，不是观念上可以解决。
　　这只是一个很细微的表现。老龄化带来的问题还会有很多，例如国家的养老政策问题，社会的养老体系问题，各种社会资源按年龄的分配排序问题，人们看待老龄的观念问题，等等。年轻人可能说，这一代年轻人有最大的压力，生活就业都不容易，养老还要养4位；老年人也可能说，这一代老年人有最多的困难，“未富先老”的国情、养老体系的转轨、子女数量的减少，更重要的是还首次遭逢到社会习俗从传统的无条件尊老到能者优先胜者为王、从前喻文化到后喻文化的转变。
　　老龄化，作为一个人口结构性描述的概念，显示老年人口与壮年、青年、儿童人口的比例关系，也就是老年人口与成长中的人口、劳动人口的比例。由此，人口趋势的累积性、劳动力的长程供给、社会活力的持续等经济、社会问题呈现，进一步地，带来文化、政治方面的相应问题。人口政策的复杂性在此显示。人不是简单的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才好，而是一个国家全部生活的基础和目的。
　　中国是一个快速老龄化的国家。资料称，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至100多年，如法国用了11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而我国只用了18年，老龄化趋势还在加快，到2020年全世界每4个65岁以上老人中会有一个来自中国，这一比例高于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
　　老龄化也不是简单的衰微气象的证明，它可视为社会发展的指标，几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国民期望寿命值随发展而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也随发展而降低，老龄化随发展而生。在中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或是快速老年化的重要原因，但从发展实际看，人们的生育意愿也正在降低之中，这是人口决策需要考虑的因素。
　　对像武汉这样的城市来说，在评估老龄化水平和实施老年人政策时，还存在“外来老龄人口”的问题。一些老年人或随子女，或独自在汉，并无户口，虽然按现行政策，他们应该在户籍所在地获得养老保障，但武汉毕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地方，可能构成现实的社会问题乃至人道问题，因而实施老年人相关社会决策时应有所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