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去年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证券业的工资水平比职工平均工资高6倍左右，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达11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这一差距又扩大到15倍。从目前的资料看，中国行业收入差距已跃居世界之首。（2月10日《重庆时报》）
　　行业收入差距跃居世界第一，这是社会贫富悬殊的典型例证。而行业收入差距之所以如此巨大，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底层行业的收入水平过低，劳动报酬所占比例不高，另一方面则更是因为行政垄断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动辄曝出“电力抄表工年入十数万”、“高速收费员月薪两万”之类的新闻。正如有关专家所言，如此巨大的行业收入差距显然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由于市场准入方面的行政限制所带来。
　　去年，在中央提出要加强收入分配改革的背景下，很多垄断企业曾曝出过“应国资委要求”降薪的新闻。比如中移动，降薪计划据传将按“薪酬连降5年，每年递减10%”的原则执行。此类降薪令实际落实中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自是不难想象，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垄断行业薪酬水平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之甚。
　　垄断行业收入水平高，绝非无缘无故，底气就是它们特能赚钱，赚得越多自然分得越多。垄断国企手握私企不可企及的资源性利润以及垄断性利润，屡屡在“全球最能赚钱企业”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上缴国家的利润比例又少得可怜。在国企利润惠及全民仍旧只是奢望的当下，“谁投资，谁受益”的基本投资原则，异化成了“全民投资，亲近者受益”的怪异现状。
　　要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固然需要对低收入行业进行收入增长托底，更需要对垄断行业等高收入行业的薪酬增长进行限制。而这种限制，企业自主提出的降薪令注定是不能指望的。要弥补垄断国企与其他行业之间的薪酬差距，重要的是：一方面要限制垄断行业的暴利，特别是政策性暴利；另一方面更要让垄断行业吐出更多的利润，而不是任由其转化为员工的高收入。
　　具体来说，首先必须剥离垄断国企享有的种种“政策性特权”，使之成为和其他企业平等的“裸企”。打破行政垄断，不能始终只是停留于媒体的呼吁，而是应该将其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那些面向公众收费的垄断行业，更是必须遏制住动辄涨价的势头。否则，只要高昂资费下的巨额利润依旧存在，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水平恐怕就很难改变。
　　其次，让垄断企业吐出更多利润，大力提高其上交国家红利的比例，从其巨额利润中拿出更大部分来充实公共财政，让民众尤其是低收入者分享到国有资本的收益，同样重要。真正意义上的国企分红，不该只是在“必要时”才“部分用于”公共需要，而应该是将其绝大部分反馈于民，用于改善民生领域的公共投入不足。如世界银行所建议，“如果国有企业50%的利润纳入财政预算，就能使对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支出增加85%”。
　　行业收入差距日益悬殊，财富分配不均日益加剧，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行业收入差距世界第一的背后，一是基于行政垄断的暴利，二是暴利之后的内部自肥。唯有遏制住暴利和自肥，行业收入差距才不至于在世界第一的基础上继续越拉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