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年首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重回3%，与CPI警戒线数值持平。这是央行今年首次加息，也是2010年以来第三次加息。央行此举显示了控制通胀和改变“负利率”的坚定决心，为全年物价调控营造良好开端，让货币政策对抑制未来物价上涨更好地发挥作用。尽管加息幅度仅0.25个百分点，加息频率也不快，但此次加息之后，绝不意味着货币政策的“最后一只靴子”落地，而是一个新政策的开始，标志着名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实质上已进入新一轮加息和紧缩周期。
此次加息之突然大超市场预期，这或基于决策层对1月份通胀继续居高不下的担忧。今年1月份的经济数据将于本月15日公布。因春节效应和恶劣天气致食品价格猛涨，市场普遍认为1月份CPI涨幅将在5%以上，并将再创本轮通胀周期新高。春节前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控制价格措施，但本轮通胀动量依然强劲，通胀预期还在上升，预计全年CPI涨幅在4%以上，个别月份会突破5%。
未来我国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混合型特征，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主要有：第一，美联储和世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全球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危机时的避险货币开始变为套利货币，我国面临“热钱”持续涌入压力，这会大大抵消国内货币政策紧缩流动性的努力。第二，受利于全球超宽松货币政策环境，美元进一步贬值。而以美元计价的石油、铁矿石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持续大涨，无疑加大我国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QE2则客观上向全球输出了通货膨胀压力。第三，受华北和黄淮等粮食主产区罕见旱情，农业生产资料成本上升，以及工业化、城市化挤占大量粮食生产资源影响，我国粮食供给仅是偏紧状态下的供求平衡，且我国农产品价格上涨直接受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传导。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已连续7个月上涨，1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创下231点新高。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农产品价格都将呈刚性上涨趋势。第四，我国劳动力供给结构正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工资快速增加将是长期现象，水电气等资源价格改革推进，成本推动物价上涨的压力不断增大。第五，本轮物价上涨，与前一阶段的货币供应急剧扩张紧密相关。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扩张性后果，需要市场慢慢消化，政策逐步调整需要过程，货币供应和物价变化之间存在时滞，货币政策紧缩效果不可能“立竿见影”。
经济过热与物价上涨紧密相随，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的显著特征。自1978年至今，我国连续出现了5次通货膨胀过程，分别为：1979～1982年、1983～1986年、1987～1991年、1993～1995年，2007～2008年。总结发现，经济过热是通货膨胀发生的重要原因，且主要表现为“投资推动型经济过热”，即过度投资。投资过旺推动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IMP）全面上扬，经济发展速度高于资源承受能力，就会出现原材料因供给不足而涨价，原材料价格上涨推动物价持续走高。
本轮通货膨胀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是一次在经济偏冷状态下的物价快速上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各种刺激政策作用下，我国宏观经济步入稳定复苏的轨道，基本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流动性泛滥、内需不旺、产业结构失衡仍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显著特征。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外需持续低迷，内需扩大仍需时日。而国内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货币信贷大量投放，实体经济新增长点尚需培育，经济周期呈现高频化、短期化特征，经济空心化、泡沫化迹象凸显。去年一至四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回落，呈现“前高后低”，宏观经济远未出现过热趋势。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很大部分是政策刺激因素。而市场需求增长主要是危机状态下“去库存化”后“再库存”的推动，政府推动型投资向民间自主性投资转变需要时间，经济自主增长能力还需积极培育，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尚未稳定建立。而CPI连创新高，在实体经济依然处于持续复苏、尚未步入高涨阶段时，通胀“幽灵”再次光临。物价水平持续攀升宣告我国提前进入“防通胀”时期，“防通胀”取代“保增长”上升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随着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我国进入转型关键期和改革胶着期，会面临更多难以预见的风险。国际经验表明，并非所有踏上工业化征程的经济体都能顺利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能够持续30年高增长。2011年是我国进入经济转型期的第一年，不仅要继续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还要管理好通胀预期，更关键的是要为未来中长期发展铺路布局。这就要求货币政策充分考虑前期货币存量增长较快的潜在风险和逆周期调节需要，把好流动性总闸，在满足经济发展合理资金需求的同时，保持有利于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的适宜货币条件，为推动经济转型、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创造良好的货币环境。
今年年初召开的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都将“稳物价”列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之首。央行加大了流动性管理力度，将今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目标定在16%左右。反观过去，货币供应量超目标增长已成为常态，M2
/GDP居高不下，远超世界其他国家水平。如果今年目标能够严格执行，意味着我国长期以来货币政策的“系统性宽松”状态正式走向终结。
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动向，将主要视国内经济走势（尤其是物价水平和信贷规模）及发达国家央行的货币政策倾向而做出调整。据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通胀压力较大，全年CPI新高将会出现，最高值达5%以上。由于受基数效应和紧缩政策影响，通胀压力或将于下半年有所减轻。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影响，我国今年GDP仍不低于潜在经济增速水平，高点或将在二季度出现。央行确定今年我国新增贷款目标约在7万亿至7.5万亿元，1月份新增贷款额度不能超过全年目标总量的12%，而1月份数据已远超此目标，央行管控流动性的难度系数不小。如果对经济增长效果明显，负面通胀效应或将显现，欧美国家将会陆续开启加息窗口。
据此，央行要综合运用各种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遵循交替进行原则，采取渐进式调节步骤，更多地朝向指标化控制，进一步加强市场化调控，全年货币政策将“前紧后松”。社会融资总量以及M3、M4等指标或将编制，与M1、M2等共同构成制定货币政策的参考指标体系。央票上半年到期量较大，流动性回收或更多依赖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使用频率将会提高，水平上调至20%左右。在进行数量型调控同时，“双率”调整要积极配合，逐步实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以缓解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作用空间日益狭小的压力。本次加息周期从去年10月开始，可能会持续一年左右，加息将分几步逐渐进行，将在上半年加息两至三次。利率和汇率要密切配合，有先有后逐步调整，给市场一个明确的“双率”调整预期，严防投机资本的套利行为。面对银行异常凶猛的放贷冲动，以及未来流动性依然宽松的趋势，央行要运用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配合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保持社会融资总量及贷款总量合理适度增长。此外，还要坚持“区别对待、有扶有控”的原则，积极把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中小企业，培育最具经济活力的市场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