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二五”规划中，我国将经济转型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但经济转型的同时，必须加快金融转型的战略推进。金融最基础的作用是与实体经济相匹配，为实体经济服务，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刺激内需的长效机制，或者推动自主创新和科学发展，都必须依靠本国金融业的全面发展和创新，都需要将其放到总体金融战略层面来加以考虑。
全球金融危机很可能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一个战略拐点。在全球金融重建过程中，必须坚持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膨胀，避免金融经济再次偏离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实现金融体系建设目标从资金筹集型向资源优化配置型的转变。
中国经济当中的很多矛盾性问题与金融发展弱势有关。金融发展通常是规模扩张、结构多样化与效率提升的动态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服务实体经济改革，我国金融改革更多关注了金融体系融资功能的发展，而忽视了其应具备的更深层次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中国金融发展呈现为结构失衡和低效率的状态，不能适应经济转型的内在要求。
首先，现有金融体系偏好于资本密集型工业经济的发展，这是导致流动性过剩的制度因素。我国以银行信贷为主的融资体系决定了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发达，而科技产业和服务业相对落后。企业必须拥有足够的固定资产甚至存货作抵押，以及足够的现金流以确保还本付息，才能从银行借到钱。普通制造业在我国早已产能过剩，因此企业必须出口，从而造成贸易顺差加大，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这种升值预期进一步导致国际游资流入，流动性加剧。而科技企业既没有多少固定资产，创业初期也没有现金流；服务业有现金流，但缺少固定资产，因而它们难从银行得到贷款。
此外，我国金融体系过于倚重间接融资方式，金融体系流动性不能迅速转化为实体部门的投资。流动性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站在银行体系角度，更要放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及产业升级。这种转型和升级中所需要的对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的投资都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这需要市场、机构和产品的创新，形成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和风险分散承担的机制。
因此，中国金融业必须整体布局，优化金融体系结构，促进金融转型与实体经济转型相匹配。应该说，中国要成为金融大国、金融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近年来中国金融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内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治理结构、盈利水平等方面，都有了较大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金融业总体还处于潜化阶段，金融体系资本利用效率不高，金融机构竞争力弱，缺乏金融资产的科学定价体系和机制等，制约中国金融的发展。当前，可以因势利导推动金融体系由间接融资主导向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举的结构性转型，金融类型由一般商业金融向商业金融、能源金融、农业金融、创业金融等政策性金融并举的业务转型，都是推进中国金融深化的发展方向。
积极构建面向创业／创新经济的金融体系。利用充沛的流动性，积极实施科技成果“资本化”战略，是当前应重点考虑的问题。我们把有利于创新和创业、有利于产业自主创新的金融体系理解为创业金融体系。作为国家的战略投资体系，创业金融体系通过运用政府财政投入、企业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创业风险投资、银行信贷投入、资本市场融资和科技基金等手段，发展面向创业企业的债券市场；构建以创业板为主导的创业资本市场循环机制，为创业企业融资构建由政府种子资金、天使投资资金、创业投资资金、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和资本市场资金相互协调的资金投入链条，全方位地为成长型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引导过剩金融资源向福利部门和研发部门投入。治理流动性过剩，短期相机抉择的政策安排和长期金融结构优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金融结构优化需要两个制度基础，分别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和鼓励企业研发的财税制度。通过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消除人们对将来不确定性的隐忧，从而把个人可支配收入中的相当比例投入消费。消费的增长可以促使原本退出流通的窖藏货币重新投入实体经济运行当中，从而一定程度上消除流动性过剩，同时能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长速度。
促进中小型银行体系的建设。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通过设立专业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法国的中小企业设备贷款银行、加拿大的联邦企业发展银行、韩国的中小企业银行等等，都是政府设立的专门用于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我们可建立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中小型银行体系。由于中小型银行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与当地中小企业有着更多的直接接触，尤其是小型地方银行与一些中小企业本身就有产权关系，内部有着更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因此，在直接融资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可通过组建更多的中小银行来舒缓大银行的流动性过剩。
大力推进金融业对内开放力度，引导民间流动性(私募资金)向创业投资、产业投资集聚。加快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促进居民储蓄转化为实业投资。在流动性过剩周期，我国还应加大本土私募资金的实业投资转型，使具有政府背景的私募基金更关注有助于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产业投资和竞争性行业的投资。
积极修正涉外经济金融政策。一是对外资进入要按产业设置结算门槛，对经常性贸易要在产业、时间、数量上设置门槛；二是引导FDI流向，让新进入外资增量升级到高新技术产业、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以及产业链中研发、设计、品牌和关键零部件等环节和现代生产服务业，在为本土企业发展腾出空间的同时，促进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当前中国金融已经肩负起促进中国经济转型新的使命，只有金融转型与实体经济相匹配，中国金融才会获得更大空间，经济转型也才会焕发出更大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