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部网站２月１日发布通告称，经调查核实，２００５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奖项目“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的推荐材料中存在代表著作严重抄袭和经济效益数据不实的问题。根据相关规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决定撤销该项目所获２００５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收回奖励证书，追回奖金。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轩然大波。但需要肯定的是，在关乎国家科技创新的重大问题上，相关部委能把造假信息和惩罚结果公之于众，凸显其在打击造假行为上的勇气和决心，值得赞赏。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是中国对科技创新的最高奖项，获得该奖需经过严格的申报与审查，但还是被人钻了空子，出现了问题。在之前的公众视线中，诸多学术造假案例都是个人层面的道德与学风问题，而这次，不仅涉及个人，在科技创新与进步层面上，更令国家蒙羞。
　　学术造假历来是过街老鼠，尽管社会各界在打假问题上倾注了不少精力，但从效果上讲，并不能说打得“有成效”，反之，有变本加厉之势。从众多普通的学生到某些政府官员，从某些大学教授到一些希望利用“科技成果”谋取利益的民间人士，都希望通过造假这条“捷径”拿到社会或体制需要的“敲门砖”。
　　从根本上说，是科技与学术创新评价机制出了问题。在“把论文像白菜一样论堆卖”的学术环境中，考核压力总会逼迫相关人员铤而走险。很多时候，对于“学术交易”，考核机构居然采取最大限度的容忍态度。有大学教师就曾说，他们的教授职称论文是“打包”给相关核心期刊的，在一定时间内，杂志社用足够的版面，分期约定刊发所“打包”的论文，费用则是一次性付清。
　　迫于压力，中国的学术论文几乎泛滥成灾。中国青年报报道说，最新的媒体数据显示，中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据统计，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１００名开外。中国学术论文质量之低劣，由此可见一斑。在各种评价体制带来的身份利益博弈中，学术已经沦为逐利工具，想获得真正的创新成果，谈何容易。
　　评价机制本身的不合理，导致“评价”本身“不是异化为压抑人性的桎梏就是沦为权力御用的工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其微博说，“大学逼博士生发论文，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仅仅是因为要完成上面的考核指标，提高科研排名，所以各校都逼着学生这样做，谁不做，排名就降下来。论文数量是催出来了，但都是买的，这样的数量，有何意义？只是把学术给败坏了。”
　　评价体制不改，学术造假便不绝。考核指标的压力只会给学术和科研工作者带来巨大压力，这种压力挤占了学术研究的自由空间，使其失去创新动力。构建一套合理而有效的评价机制，固非朝夕之功，但当务之急，是让我们的学术与科技工作者不再承受那些带有极强行政性质的考核压力，把成果的评价权力交给实践和社会。
　　在个人诚信与道德方面，同样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让社会舆论更多地介入监督范畴。个人诚信及道德本身与行政权力、考核机制并无太大关联，但是构建一套完善的法治体系与惩处机制对个人行为加以规范是必要的。造假成风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低廉的风险成本。因此，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处力度，应该成为当前学术信用建设的重点。同时，构建轻松的工作氛围与诚信的社会环境，都必须成为制度建设与改革创新的努力方向。
　　具体到李连生等人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被撤销事件，其本身传递出来的信息，更多的是对所有造假者和试图蒙混过关的学术与科技者的一次警示，这种警示来自所谓对待学术造假要采取的“零容忍”态度。
　　尽管重大科技丑闻让人脸红心跳，但那是事实，必须面对。因此，李连生等人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被撤销，也在告诉大家一个需要正视的道理：知耻而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