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挣钱，天经地义！你拖欠工资就没有良心！”人社部一位同志的疾呼言犹在耳。而更鼓舞人心的，是各地各部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切实行动。自去年以来，人社部等四部委组成联合督查组赴津、冀、辽等１０个省份检查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北京市为3.9万名农民工追发工资1.7亿元，新疆各级工会清欠农民工工资5.3亿元，江西两个月内为5万多名农民工追回工资及赔偿金逾7500万元……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欠薪企业数量、涉及劳动者人数和欠薪金额，都比往年下降。
　　但也应该正视，临近年关，欠薪现象仍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个案时刻警醒我们，虽然经过集中整治，大面积的欠薪现象已得到有力遏制，但破解这一难题依然需要艰苦的努力。
　　表面上看，欠薪问题属于劳资纠纷，但问题的解决，往往不像勒令企业老板立马给钱那么简单。事实证明，每一份工资要进入农民工的腰包，并不容易。以欠薪问题最为严重的建筑行业为例，不签劳动合同的用工方式，使农民工陷入维权陷阱；层层转包的承包模式，使农民工处于利益链的最末端；垫资施工的运作模式，使农民工工资成了“连环债”中最脆弱的一环；项目结束才拿钱的结算方式，使农民工从一开始就进入“被拖欠”状态。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治理欠薪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深挖现象背后的深层问题，从源头上进行治理，依法维护农民工权益，以制度代替突击，以“护薪”取代“讨薪”，方为治本之策。
　　事实上，从制度层面破解欠薪难题已经成为各地的创新实践。北京推行劳动监察“网格化”管理模式，上海完善劳动关系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南宁、广州等地建立举报投诉制度、工资保障制度，成都实施“权益信息卡”和“工资银行卡”等监管机制，都以不同形式开通了农民工拿到工资的“绿色通道”，拓展了保障权利的救济渠道，值得总结和借鉴。
　　从目前看，各地治理欠薪，大多倚重行政力量，法治力量的运用还大有可为。比如，农民工在与欠薪企业的利益博弈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由于法律等维权渠道存在的问题，“告他拖不起”成为农民工难以承受之重。而欠薪者的违法行为所付成本与其所获丰厚利润相比，只是九牛一毛，助长了“欠他玩得起”的心态和行为。
　　有鉴于此，迫切需要在法律制度上作出调整完善，简化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程序，降低农民工的维权成本；同时加快立法步伐，打造“恶意欠薪入罪”等“撒手锏”，大幅提高违法欠薪成本，使恶意欠薪者得不偿失、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