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湖北襄樊经过多年努力，把名字改成了襄阳。事实上，在此前的一二十年，中国城市改名的冲动从未停止。据了解，目前酝酿改名的城市为数不少，例如河北石家庄市想改成正定市或西柏坡市，河南新郑市想改为轩辕市，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与贵州水城县都想改为夜郎市，另外有人建议湖南耒阳市改名蔡伦市，西安市改名长安市等(1月28日《人民日报》)。
　　“改名的冲动”，说白了是出名的冲动，也因此，只要能提高所谓的知名度，名字雅俗甚至体面与否也已无所谓，比如一个负面含义的“夜郎”，引来多地争抢，而河南一个号称“老子故里”的县，拟改为“老子县”，也不管此“老子”会否引起彼“老子”的歧义。这样的知名度，恐怕只会令人哂笑。
　　当然，无论如何，名气于今意味着财富。据称湖南大庸以前鲜为人知，1994年更名张家界市后，建机场、通火车，知名度飙升，2009年跃入全国一线旅游城市行列。这似乎是改名最为成功的先例。但其实也未必全是因为改名。如果没有相应的发展举措，依然交通闭塞，名气再大，也引不来人。
　　然而，这样的“成功”往往掩盖了代价的惨重。改名必然意味着另一个地名的失去，而相应的地域以及其对应的地名，因为是历史延续代代传承的产物，既成为当地百姓的故土认知、情感归属，其属性的惟一性，也成为不可复制的珍贵自然历史文化资源，无疑是价值无法估量的无形资产，比如襄樊改名后，不少年轻人失去了归属感，感叹：“我出生在襄樊，我的襄樊从此就不存在了！”显然，“襄阳”的“得”，以更大的“襄樊”的“失”为代价。
　　而且，其惊人的有形损失，也不可避免。比如，身份证、公章、牌匾等的改制，需耗费大量财力、人力，据称襄樊因此付出的行政成本将至少达1亿元。至于更名后造成的混乱以及各种麻烦，必将在很长时期都难以化解，无论于当地，还是外地，都将为之付出不菲的代价。
　　其实，名字只是一个符号，其中的内涵要靠一代代的人不断去创造去充实。“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地方官，当一个地名不能“叫响”，正是反思自己工作的时候，需要的是更加务实的施政。改名之类大多也只是花拳绣腿，或许，一时也确实能激起点喧哗，但也很可能成为劳民伤财的瞎折腾。
　　现在改名成了挡不住的诱惑，从中折射出的，其实是一种政绩饥渴。在急功近利的政绩观驱使之下，心态浮躁，把傍上名人和重拾故典，当作提高知名度的捷径。而另一方面，改名的“得”“失”大都是一笔糊涂账，于是官员更乐此不疲。显然，改名的冲动从未停止，说到底，是缺乏“得”“失”的追究和问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