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宪
1954年9月出生于上海。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院执行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服务经济与贸易、公共经济学。现正在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现代服务经济理论与发展战略研究》。业余爱好是写经济评论和随笔。已出版《跷跷板上看天下》、《人本精神：经济学人的告白》《走进公共社会》和《谁来关注利益失衡》四本集子。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2010年《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宏观经济都需要经历一些大的结构性修复，才能回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这段话说出了金融危机以来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球经济的基本背景。当然，世界的主要经济体，除了美国、欧洲，还有日本、中国，都要面对这个基本背景。对发达经济体而言，结构性修复首先是修复自身的资产负债表。不过，结构性修复的实质是恢复经济和社会的一种平衡，就动态而言，即再平衡。对于不同的经济体，结构性修复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我们先来讨论后者，然后再来思考人类社会必须共同应对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美国金融危机、日本资产泡沫破灭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着相似的深刻动因。高杠杆、高泡沫和高福利的背后，可能都是过度的趋利动机和贪婪本能。
在这场金融危机以前，你和美国人说，美国经济有结构性问题，他们多半是不会同意的。因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供求关系作用下的价格信号，会将各种结构调节到大致均衡的状态。在某些市场失灵的领域，辅之政府的作用，均衡状态一般是可以达成的。尽管政府也会失灵，但那是要靠其他制度安排解决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金融危机后，人们开始意识到美国经济中存在结构性问题呢？一方面，现实如此严酷，高强度刺激都缓不过劲来，这不是结构问题，是什么问题？另一方面，金融危机暴露的空前绝后的“高杠杆”，即数十倍的资产负债率，使人们不得不从这里，认识全新的结构性问题。可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调，是美国经济中最为基本、最为深刻的结构性问题。
针对这一结构性问题，奥巴马政府的修复策略是三部曲：第一，是救眼下的急，解决衰退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超常规的量化宽松已经两度出手，不排除继续推出的可能。这是一个典型的短期和长期的权衡取舍：短期的必要性可举一二，但长期无异于饮鸩止渴，即便对美国自身不至于如此严重，原因是美元的地位，但对于其他国家就是一场灾难。目前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通货膨胀就与此有关，原因还是美元的地位。
第二，奥巴马提出了再工业化。此举试图补实体经济之短，又希望由此增加就业。但是，这里有一个“坎”，那就是产业结构演化是否是可逆的。尽管美国制造业转移和升级可能过快了，其具体表现是多方面的，如在一些制造业中心城市出现长时期的产业
“空心化”；又如，金融创新产品，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脱离实体经济的需求。但是，现在已经形成的以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还可能给制造业发展机会吗？其成本结构、劳动力结构还能适应发展制造业的要求吗？人们存有很大的疑问。
第三，最值得期许的，是绿色能源革命，即一场新技术革命。尤其对于曾经得到信息技术革命巨大恩惠的美国来说，深知新技术革命的产业化，将持续增加就业和产出，不仅将勾销以往的问题，如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还将使整体经济实力得以大幅度提高。然而，在未来不长的时间，绿色能源能够产生巨大的产业化规模吗？这几乎不可能。这里，有关键技术的问题，还有成本的问题。
从宏观经济视角理解战后日本经济，两个基本事实值得关注。第一，人为的低利率政策。不过，在上世纪50-70年代和1985年
“广场协议”后，这一政策的着眼点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上世纪50-70年代，低利率政策是为了推动增长，实现出口-投资主导型发展战略，为此有选择地对重化工业采取优惠低利率。
“广场协议”之后，由于日元大幅度升值，出口受到冲击，为了维持增长，日本央行再度实行低利率政策。如果说第一个阶段的低利率政策，使低成本资金进入了实体经济，主要是制造业，那么，第二个阶段的低利率政策，就导致资金大量涌入房地产和资本市场，成为资产泡沫不断扩大的原动力。第二，日元升值。面对日本商品潮水般的压倒性竞争优势，它的重要贸易伙伴国家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要求日元升值，二是对日本商品的进口实施高关税，或采取其他报复措施，以阻止其对本国产业的伤害。面对这两项选择，日本自然会有心于升值，这不仅是因为选择后项是两败俱伤，而且，选择升值符合日本
“脱亚入欧”，进入现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行列的目标。因此，日元升值主要是由日本经济的竞争效率促成的，而日元一旦进入升值通道，就势必相应地产生以日元计价的资产升值预期，这种预期自然成为日本资产泡沫膨胀的另一个重要动力。
有日本的格林斯潘之称的日本央行原总裁速水，在分析上世纪80年代末资产泡沫形成时，承认了政府的有意失误。当时日本政府已意识到经济可能存在巨大的泡沫，也意识到泡沫破灭会有危害，但是权衡之下，还是选择了泡沫之路。吹大泡沫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没有根基的财富。当泡沫再难以吹大时，日本政府最重要的努力，就是不让泡沫迅速破灭，而要将经济软着陆。所有泡沫的破灭，最终主要表现为银行的不良资产。日本的泡沫没有造成重大的灾难性危机，核心原因就是日本政府给予了银行十分坚定的支持，包括供给资金和对银行储蓄进行担保。同时，果断地痛下决心，紧缩经济。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增长大幅度降低，此后的阶段被称为
“失去的十年”。这个所谓
“失去”，一方面是为泡沫经济获得的超级收益买单，如若不买，任由泡沫继续发展，就势必会爆炸，破坏整个经济结构；另一方面，也是对其经济结构进行自觉调整，尽管效果还不尽理想。当然，日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在宏观经济中的主要表现就是巨额债务和长期通缩。
再来看欧洲的结构性修复。欧洲的主要问题——主权债务危机，是一个共性的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有，但具体原因各有不同，可能产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由于美国有美元地位和创新能力的支撑，日本的主权债务是内债，它们还未遇到像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国的偿债压力。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远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福利制度安排，在经济整体状况还不错的时候，高福利制度不仅缓和了社会矛盾，而且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但是，一如美国金融危机所表明的，宏观经济持续向好的假设是不成立的，高福利所需资源及其增长必须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而且，福利水平还必须考虑与经济发展的效率要求相适应。这两个方面恰恰是欧洲一些国家在建立福利制度时考虑不周的。由此也就逼迫这些国家长期保持宽松的财政政策，特别是加入欧元区的国家，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政府调控经济就基本依赖于财政政策。
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它们为挽救经济，避免衰退，不得不进一步扩大财政开支以刺激经济，结果当年赤字和债务余额都更加严重，以至于给欧元未来的命运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一大隐患。
2009年以来，欧洲多个国家先后采取财政紧缩政策，试图缩减赤字，减轻债务压力。与此同时，它们也在调整和改革现行的福利制度。不过，其间的困难和矛盾是不难想见的。
由此可见，美国金融危机、日本资产泡沫破灭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着相似的深刻动因。高杠杆、高泡沫和高福利的背后是什么？可能都是过度的趋利动机和贪婪本能，进而促使上述经济体的政府都身不由己地选择了最终导致严重危机，进而不能自拔的道路。
当前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许多挑战，不仅在经济社会本身，也在政府职能转型与政府自身建设上。各级政府需要把更多精力从主导经济增长，转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许多经济体都可以在具备了经济起飞条件的特定阶段，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在不长的时间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是，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在其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时是不能重复使用的。而且，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有可能集中爆发，将导致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即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告诉我们，这个阶段需要解决收入分配、城市化、资本账户开放、产业升级、公共服务提供等多方面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很难顺利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达到了中等收入状况，但它们的经历表明，要通过这一阶段并非轻而易举。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顺利驾驭伴随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的复杂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挑战，也只有极少数国家跨越这一陷阱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
未来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是中国从中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高收入国家，再向发达国家迈进的重要阶段。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在极大地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结构性矛盾，使我们无法继续沿用这一增长和发展方式，必须对其进行深刻的变革，在缓解乃至化解这些结构性矛盾的基础上，保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里所说的结构性矛盾就存在于以上提到的收入分配、城市化、产业升级和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直接目的，就是修复这些结构性矛盾。
修复收入分配结构的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宏观经济意义，在于解决投资与消费的矛盾，提高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
“高投资”的特征。对其间的合理性可以由发展阶段和现行体制，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权及地方政府竞争的体制得到解释。其间的不合理性，则主要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有关。因此，我们提出了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改革，进而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基础建立在内部需求，尤其是内部的消费需求上。其二，社会经济意义，在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目前，我国以基尼系数或十等分法倍数显示的收入分配差距，都达到或超出了
“临界值”，继续扩大的后果，就将是社会矛盾积聚，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遭遇难以承受的压力。因此，需要进一步达成改革共识，尽快出台涉及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通过处理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在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等方面采取具体措施，遏制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的势头，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使之形成缩小的趋势。这既是发展方式转型的过程，又是修复结构性矛盾的具体结果。
城市化是过去三十年，也是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源性动力。然而，过去三十年的城市化，是一个不均衡的城市化，主要表现在：绝大部分持居住证的城市常住人口，并没有享受到与城市户籍人口大致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其他社会保障；土地的城市化过度；产业的城市化失衡等。为此，就需要进行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综合改革。
过去三十年留下的另一个遗憾，就是与东亚的日本、韩国相比，中国在经济总量高速扩张的同时，产业结构没有得到相适应的优化和升级。这里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方面：其一，中国国情的原因。较大的经济总量、较低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的不均衡结合在一起，使产业发展在较长时间处于低水平均衡。其二，要素价格扭曲的原因。部分要素
（劳动、土地和资金等）价格长期低于市场均衡价格，导致企业可以利用偏低的要素投入获得利益，致使它们降低甚至失去通过创新使产业升级的愿望。因此，要增强产业升级的动力，重点就是要加快与要素价格管理体制有关的改革。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我国的物质产品极大地丰富，老百姓的私人物品需求得到了很大的满足。然而，公共服务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求的矛盾日益凸显出来。解决这一结构性矛盾有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推进以建立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改革；第二，建立和完善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及其均等化的制度安排，使有限的公共资源得到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配置，这也将有助于缓解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使更多的公共服务惠及低收入的城乡居民。
事实表明，当前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许多挑战，不仅在经济社会本身，也在政府职能转型与政府自身建设上。各级政府需要把更多精力从主导经济增长，转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在经历了有失偏颇的高增长和全球化以后，要让低收入人群在增长和发展过程中更多受益，让低收入国家在增长和发展过程中更多受益。
可持续发展首先是由资源环境领域的学者提出来的。他们基于不断增加的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以及随着时间推移越发不能承受的资源环境压力，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不过，绝大多数资源环境问题，都是在人为因素影响下产生的。我们现在所遭遇的大气、水体和垃圾污染，森林面积锐减，土壤退化和水土流失，荒漠化和沙尘暴，极端性气象灾害频发等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无一不与人的错误行为有关。在经济社会生活的领域，因为人为因素导致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题更是比比皆是，例如，美国金融当局放弃对资本市场的监管，直接导致这场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因此，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具有社会属性的问题，这里，社会属性包括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两个方面的关系。只有把握了可持续发展的这一基本属性，才能发现比较根本的科学应对之道。
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属性，是人的社会性的集合，当然包含以上提到的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即最大化行为，抑或人的欲望和贪婪。但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指出人的这一本性是造成可持续发展的各种问题时，不能也不应该忘记，人的这一本性也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力。这就是人类必须面对的一个最为基本的两难选择，存在于人的这个本体中的两难选择：既要激励和利用，又要约束和监管这一本性。人类现有的经验告诉我们，正是考虑到人类这一本性的两面性，所以，增长和发展要讲包容性，处理增长和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要素、关系时要讲均衡性。即便这些包容性和均衡性会影响增长和发展的速度，也要在所不惜，维护这些包容性和均衡性。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制度
（包括法律）框架和治理结构，防止这一本性偏离轨道，或当其偏离轨道时，及时将其纳入某种可以接受的范围。特别是在这场金融危机及一系列人为灾难以后，我们必须深刻反思，并要研究科学的应对之策。
包容性增长和发展，包容什么？包容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发展，包容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包容本土化和全球化，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和世界，最为重要的，是包容效率与公平，以实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增长和发展。也就是说，在经历了有失偏颇的高增长和全球化以后，要让低收入人群在增长和发展过程中更多受益，让低收入国家在增长和发展过程中更多受益。当经济学家说，
“效率与公平”是经济学的永恒主题时，事实上就将增长和发展这一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分为两个部分：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如果说衡量增长的指标只反映财富创造的规模的话，那么，增长和发展能否长期持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看财富分配的状况。贫富差距超出社会容忍度，如基尼系数长期高于警戒线，社会就会出现危机，增长和发展就不能持续。
然而，尽管财富分配具有结果意义，但经济学和其他相关学科都会更关心这一结果是怎么形成的，即机会是否公平。因此，我们说，当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且获得人力资本价值的机会是公平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种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增长，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比较协调的发展。事实上，效率与公平就是人类社会一个最为基本的均衡性要求。与此同时，激励与约束、资产与负债、消费与投资、创新与监管等诸多的相关关系，都存在均衡的要求。一旦失去均衡，风险就将以各种方式迅速集聚，迟早会酿成程度不同的灾难性后果。
然而，事实证明，增长和发展过程中的包容性和均衡性是不会自动实现的。这就需要建立各种治理架构，形成制衡机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无论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还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都是某种治理和制衡结构失灵的表现。美国金融危机更是暴露了全球治理和制衡的失灵。因此，要从建立和完善全球治理、政府治理和大公司
（尤其是公众企业、国有企业）治理入手，修复结构性矛盾，谋求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