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发生总是有着深刻的背景原因，如果不从政府执法的根子上动刀，仅仅是从息事宁人的角度作出象征性的回应，那么我们就难以终结讨薪悲剧。
　　春节在即，原本喜庆的心情却遭遇农民工讨薪悲剧的撞击。河北农民工刘德军为讨回3200元工资，喝下剧毒农药，医生称没有挽救的可能。区区3200元，刘德军却要为此赔上身家性命，如此轻飘飘的生命定价，怎能不让人感叹！
　　或许有人认为刘德军不值，但我更愿意将其服毒的行为理解为一种无言的抗争，一种悲壮的表达。他所抗争的并不仅仅是拖欠工资的老板，更是整个事件中那些冷眼旁观的当地政府机构，以及那一道道原本可为他守住正义，却因为相关人员不作为而失效的执法机制。这出悲剧直接戳向社会的要害，戳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
　　现代社会，政府在公民权利的让渡下产生，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全体公民提供基本的制度正义和执法保障，让每一位公民不致因为自身的弱势而被甩下“社会列车”。农民工无疑是政府正义运送的重要对象，确保农民工劳有所获，保障其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乃是政府部门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对于刘德军而言，他是公民，也是纳税人，遗憾的是，他却在危难的时候没能享受到政府提供的正义保障，他的权利脆弱得只能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
　　近年来，由于舆论对农民工讨薪问题的集中关注，各地政府加大了整治力度，大面积的工资拖欠现象得到了遏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行政执法已经到位，也不表明政府的正义运送就走上了常态化路径。事实上，在具体的个案当中，一旦脱离了媒体的关注和上级的行政压力，某些基层的劳动执法部门依然处在“半失职”状态，对待电话投诉敷衍了事，对待上门告状推三阻四，对待讨薪维权冷眼旁观。
　　这起事件，派出所认定为“民事案件”，从而巧妙地将矛盾缩小到欠薪与讨薪双方，刻意忽略了其中的行政失职。在刘德军讨薪过程中，其姐找过劳动监察保障大队，得到的答复却是欠薪者没有工商登记，是自由人，所以劳动监察保障大队管不了。当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照此道理，大凡没有工商登记的人，岂非都具有了“欠薪的权利”？我不知道现实中有多少农民工受雇于这样的“自由人”，又有多少农民工没有与雇主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但倘若劳动执法部门将其排斥在受保护对象之外，就请给出明确的法律根据和正当理由来！
　　更让人深感悲哀的是当地政府的回应。解决医药费和副县长到医院看望，根本没有切中要害，放着明显的行政执法失职不查，而由公安机关深入调查更是不得要领。
　　悲剧的发生总是有着深刻的背景原因，如果不从政府执法的根子上动刀，仅仅是从息事宁人的角度作出象征性的回应，那么我们就难以终结讨薪悲剧，也难以走出正义失守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