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对外贸易集中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同，业已纳入官方统计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多数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中国投资也恰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以至于有的国家驻华大使到中国上任之前，总统和外交部长召见他谈话时说出了这样的话——“衡量你工作成绩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你从中国拉回多少投资。”
在中国国内成本上升趋势日益显著的环境下，预计中国制造业企业赴海外发展中国家寻求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的冲动将越发强烈。
2009年末，中国在发达国家（地区）直接投资存量181.7亿美元，仅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7.4%。在200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二十位国家（地区）中，仅有美国、卢森堡、加拿大、德国、英国五个标准的发达国家。从账面统计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布以亚洲、拉丁美洲最为集中。2008年末，对亚洲、拉美的中国直接投资存量分别为1313.2亿美元、322.4亿美元，分别占总量的71.4%和17.5%。特别是拥有地缘和人缘之便的亚洲，吸收的中资境外企业数量最多，中国直接投资存量最高。2009年末，中国在亚洲地区设立境外企业数量超过6800家，占52.7%。但在资源投资和东道国宽松市场准入政策的作用下，对非洲的直接投资近年来增长最为显著。2008年，对非洲直接投资54.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9%，推动在非洲直接投资存量提高到78亿美元。2009年末，对亚洲、拉美和非洲的中国直接投资存量分别为1855.4亿美元、306亿美元、93.3亿美元，分别占总量的75.5%、12.5%和3.8%。
发展中东道国的成本优势不可否认，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任何一种优势都往往会带来一些劣势，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在跨国经营和对外投资运行过程中就会遇到很多问题。因此，我们的对外投资，需要跳出片面追求低廉人力、土地成本的误区。
在那些人力和土地成本比较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应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其国内市场规模小，经济总量较小，宏观经济稳定性较差。切不可以为宏观经济稳定性差带来仅仅是这个东道国的本币会经常贬值的风险，从而进一步放大其成本优势；这其实还带来这个东道国的政治性风险和汇率等商业性风险上升的可能。
不妨看看越南的例子。越南近年来是全世界最引人瞩目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之一，2009年是全世界仅有的12个经济增长国家之一，人均GDP（按美元现价计算）已达1132.6美元，从而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其经济增长的光彩堪称耀眼。然而，越南又是罢工潮高发国，员工流动性超高。根据我国台湾地区驻越南代表处提供的越方统计资料，2007年全年越南共发生罢工400余起；而《华尔街日报》援引的越南官方统计表明，2008年一季度越南发生罢工300次左右，几乎是上年同期纪录103次的两倍。尽管越南新《劳动法》规定，工人如非法离开工作岗位，很有可能要向雇主赔偿损失，但罢工事件总体上仍有增无减，不少在越外资企业深陷罢工困境。
越南纺织业工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在一些待遇较好的大型纺织企业，工人变动比例为15%至20%，一些中小企业工人变动比例为20%至30%，一些外资企业此项比例竟高达40%。
越南为什么会成为罢工潮高发国？关键原因就是其宏观经济稳定性虽然高于其他同类发展中国家，但抵御输入性通货膨胀等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弱，劳工群体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等波动性相应较大。1992年至2001年间，越南消费者价格指数年均上涨8.6%，2002年至2009年的历年涨幅分别为4.1%、3.3%、7.9%、8.4%、7.5%、8.3%、23.1%和6.7%，均高于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接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水平。为维持出口价格竞争力，越南政府表现出了较强的本币贬值倾向，但这又加大了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在这样的高通胀环境下，为了维持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工人们很容易诉诸罢工手段以争取加薪，或是频繁跳槽。为减少罢工潮，降低工人流动过高带来的人力资本流失和风险，企业不得不选择提高工资、增加补贴来吸引工人，越南政府也屡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敦促、引导企业向这个方向发展。2010年年初，越南将外资企业工人最低月工资标准提高至134万越盾，这是越南政府自2003年以来第六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我们的企业要想进入这样的国家直接投资，从事实体经济部门生产运营，如果仅仅看到账面上的人力和土地成本低廉就贸然决定进入，而对这些由于宏观经济稳定性差而造成的隐性成本没有充分认识，其负面后果可想而知。
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有热烈的心，更要有冷静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