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复苏的基础依然相当薄弱。全球经济复苏的深层次问题，是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不足，尤其是房地产等领域产能过剩。虽然经过一年多的经济复苏，发达国家制造业部门产能利用率比正常水平仍低10%左右。
　　产能利用率不足给发达国家带来一系列问题。首要表现是失业率高涨，影响投资和消费。由于产能利用率低，房地产和制造业企业难以偿还危机前举借的银行贷款，造成金融机构呆坏账积累。失业高涨又使社会福利开支增加，进一步造成公共财政赤字积累，从而表现为主权债务危机。
　　发达国家很难走出困境，像当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一样，经历十年乃至二十年的低迷期，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面对危机，传统对策是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但现在如以积极财政刺激，公共财政赤字积累会加剧，且可能导致民众对未来的财政与金融状况丧失信心。然而，如因退出积极财政政策而导致失业率上升、增长率下滑，会造成政府福利开支增加、财政收入减少，最终还会出现公共财政赤字积累。由此，财政政策选择似乎走入死胡同。
　　货币政策方面的情况类似。各国采取的零利率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不大。在失业率高、人们对未来预期黯淡的情况下，纵使零利率，家庭也不愿增加消费，企业不愿借债。且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可能造成短期资金外流，流入经济状况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给其宏观经济管理带来更多难题。同时，会有不少资金进入石油和粮食市场，推高油价与粮价，给发展中国家增添不稳定因素。
　　在一系列两难局面下，我们仍需凯恩斯主义，但必须超越凯恩斯主义。当前国际经济复苏最大挑战，是占全球经济生产总值70%的发达国家普遍产能利用率低。要走出全球经济困境，就应增加投资，尤其是能消除瓶颈、增加生产率的投资。投资如能增加，资本品的需求便会增加，产能过剩就会减少，就业就会增加，民众对未来预期也会变好，经济增长会加快，金融部门呆坏账可能减少，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和地方债务危机也可能消弭，从而实现良性循环。
　　以上观念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接受。去年11月G20峰会达成的首尔发展共识，重要一点即为基础设施建设。峰会后，新加坡表示准备用主权基金承诺5000亿美元的东亚基础设施发展资金。类似举措堪比二战后美国在欧洲实行的“马歇尔计划”，如能设立更多这样的基金，全球经济复苏将可望奠定更牢固的基础。
　　在产业升级、基础设施、环保、教育等方面，中国经济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但仍需对可能的房地产泡沫等因素保持警觉。因为近来那些经历奇迹般增长之后突然停滞的国家，如日本、爱尔兰等，普遍都是受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等体制性问题也必须解决。在风景这边独好的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居安思危，另一方面也要把这些体制性的问题解决好，如果能这样的话，相信不管外面的风雨，中国肯定能在10－20年里维持8%左右的增长率。（本文摘编自FT中文网，标题为编者所加）